毛振华:92派企业家代表人物 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毛振华： 一位92派学者的选择

　　“人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是最大的痛苦！ 1992年下海经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如今，我选择在学术生涯里找到快乐。”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内座无虚席，毛振华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演讲。

　　这场名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盛会的嘉宾名单上，刘伟、吴晓求、李扬、王一鸣、辜胜阻、夏斌、李稻葵、宋国青、张军、杨瑞龙、刘元春、曹远征、张燕生、刘尚希、贾康等，这些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赫然在列。

　　学者们除了讨论最亟需破解的“国际经济波动与国内结构性改革”等宏观问题；十年宏观、十年政策、十年理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框架的构建也成为本次论坛议题的重中之重。

　　毛振华以论坛的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的身份，发表主题演讲《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与政策十年》。“用学院派的观点来看现实，用中长期的视角来看短期。”他和人民大学的十年宏观研究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15岁从农村考上武汉大学的毛振华，19岁开始先后在湖北省、海南省政府和国务院研究室做政策研究；仕途看好的他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感召下选择“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并成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15年后，他再度转身“上岸”，选择回归学术，专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一晃又有10年了。

　　那么，实现了“政商学”三个领域选择和行走的毛振华，会有怎样的独特感悟呢？

　　选择回归学术

　　北京东四的礼士胡同内，静静地伫立着一幢二层小楼，茂盛的爬墙虎布满了灰色老墙，秋风徐来，光影斑驳，给这儿增添了一丝神秘感。毛振华的办公室就在小楼西头，不过，这里更像书斋，弥漫着一种“小楼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味道。笔者和毛教授一场关于“选择”的对话，也在这“书斋”中开始了。

　　“2007年，公司的资本规模超过刚成立时的一百倍，我已很知足了，觉得我应将商人生活告一段落，而回归一直挥之不去的学术梦。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从政、经商和治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杠杆效用的差别。从政是拿整个社会的资源做杠杆，因此能够撬动的资源最多；经商是拿资本做杠杆，次之；治学要靠孜孜不倦的勤奋，基本没有杠杆。”

　　“对于社会的认识，做更大的商业，就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但这需要交易，而我的兴趣不在此。于是，2006年，我从公司的日常经营退出后，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学者转型为商人的为数不少，从商人又转向学术研究的却相对较少。对我而言，这种选择经过了很多年的积累，转了一圈再回学校，30年过去了。”毛振华有感而发。

　　关于宏观研究这件事，老毛一直自嘲是“经济学票友”，对经济学兴趣浓厚，鼓掌的，喝彩的，自己也时不时亮一嗓子，掺和一下，乐此不疲。不过，回溯30年前，从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到湖北省统计局从事经济分析；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参与起草文件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再到海南建省的筹备和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经历；甚至创办中诚信后，对债券方面的研究，学术情怀在毛振华的内心中从未泯灭。

　　“2006年，和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合作是一个良好开端。扎实的理论框架，显著的学院派风格，完整的学术梯队是经济研究所的优势；但缺的是清晰的研究方向和平台。于是，我提出经济研究所应把宏观经济分析作为长期滚动的研究方向，并创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一常设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这些想法得到了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院长，刘元春副院长，和一级教授胡乃武老所长的大力支持。”

　　研究所依托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力量，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的宏观研究专家交流切磋，集中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研究，尤其是前沿性的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同时，“宏观论坛”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每季一期，第一、第三季以研究中国经济热点为主；第二、四季以发布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为主。

　　毛振华还努力做好论坛的宣传推广工作，邀请国内外的知名经济学家参与会议讨论，主流媒体采访报道。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并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到人民大学视察时，曾偶遇宏观经济论坛，并与在场的学者们进行对话。宏观论坛发布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经常关注的参考报告。

　　十年间，宏观论坛已经成为一张名牌。每年论坛上的专家有什么预测和判断，成为不少人期待的一件事。论坛上，听众热情高涨，项背相望，很多人一场几个小时下来都能站着听完。人民大学国发院因此从国家智库中脱颖而出，包括像刘元春、刘凤良、陈彦斌等一批中青年教授也伴随着论坛，成长为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

　　“从商可以碰运气，做学者必须要踏踏实实！成功是建立在深厚学术功底之上的，即使通过投机取巧和危言耸听的言论出了名，最终也会经不起考验的！”宏观十年，毛振华也从中受益匪浅。

　　“中国有影响的企业家，我基本上都和他们打过交道，并经常有交流。”作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会的主要成员，毛振华在“商学”跨界的独特优势，为其研究调研，了解社会真实的经济运行状况加分不少。

　　在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学者毛振华选择“中国宏观周期与债务风险”作为研究课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会伴随着周期和危机，每次危机都是新周期的开始，资源会得到重新配置，万物生长，经济会因危机而获得健康的调整。

　　在2007年，毛振华就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是否出现周期性的顶峰？”在研究国际贸易、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等变量后，他和研究团队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次高速时期”的观点。该报告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也为之后国家提出的“新常态”在模型、数据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沿着这个思路，他着手研究“中国债务风险问题”。中国债务风险的扩大，本身有其特殊性。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债务率为254%，美国为250%；中国企业负债率为170%，美国为70%，这个数字非常大。尽管当前资金宽裕，但资金成本很高，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国整个债务付息债需要支付的利息大约在GDP的17%。这就会导致社会上大量的融资观望，投机氛围浓，系统性的违约风险产生。

　　“1929年之后，世界上的经济危机本质都是债务危机，是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工具的危机。我国的国有企业依靠国家信用背书，成为新增货币的主要渠道，但这些企业还债压力很大，普遍用新的债务来偿还利息，进一步扩大债务，长此以往会有怎样的结局？”

　　在他看来，打破长久以来对国有企业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刚性兑付”幻觉；唤醒市场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发挥信用衍生工具对于金融体系内部信用风险的缓解作用。这是建立正确的危机观，首当其冲的。

　　毛振华回归学界十年最骄傲的事，当属他作为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生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源于恩师董辅礽对他的深刻影响。

　　传承恩师精神

　　2015年11月，“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典礼在深圳盛大举行。经20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林毅夫研究组（林毅夫、蔡昉、李周）、张军、樊纲为主要贡献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获此殊荣。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被业界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是由董辅礽教授命名的经济科学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的。毛振华作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和牵头发起人，在他看来，创办评选是为了传承张培刚、董辅礽、于光远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并支持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董辅礽是一位声名卓著、成就斐然的经济学家。他1945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解放后被选送苏联留学。自1957年留苏学成回国，他调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八十年代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率先提出了一整套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近半个世纪来，董先生长期进行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方针的研究，特别是他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最有影响的成果，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毛振华在《我的导师走时问心无愧》一文中回忆了这样一段师生情谊：“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微观的题目：《资本化企业制度论》，研究中国所有制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制度。董老师不赞成我的观点，而我又很坚持己见，矛盾出在对国有资本在竞争领域地位的看法上。最后，还是导师用宽阔的胸怀理解了一个‘技术层面意识太强’而执拗的学生。”

　　“他为我请了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审阅我的论文，并组织了厉以宁、萧灼基、王梦奎、王积业、伍新木等著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后，老师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你的观点大家接受了。眼睛里充满了高兴和慈祥。”

　　“受答辩委员会评论的鼓舞，我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论文。在审核同意后，我兴奋地请董老师为我作序。他花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他与我不一样的观点后说：‘当然，这是学术讨论，不仅毛振华可以坚持他的看法，我觉得还应该维护他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正因为这样，我不仅支持他的论文提交答辩并通过，而且也支持他的论文出版。’这就是我慈父般的严师，一个倔强学者，对他与学生的争执所画的句号。”

　　董辅礽是几十年持续对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研究为数不多的学者，他站在实践前沿，支持中国改革的新生事物，研究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政策措施。他的师魂深深地影响了毛振华和其他董门弟子们，将其学术精神薪火相传。

　　不仅如此，毛振华传递的还有92派的企业家精神。

　　92派企业家

　　92派一词，源自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很多人，三十而立之际正在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就职，干的主要工作就是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随后，他们投身实践，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业过程之中。

　　毛振华的身上保留了很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92派”企业家的共性。“当初从国家机关下海，也不是奔着钱去的。”毛振华说。中国那时还没有评级公司，如果可以搞一家像三大评级机构那样的公司，成为这个市场的风向标，他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92年，毛振华的同学们创业方向都已明朗，陈东升在筹建嘉德拍卖行，田源创建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毛振华对于办什么样的公司，只有一个方向性的认识，那就是要做中国以前没有的行业和市场。在酝酿创业时，他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在美国叫穆迪的公司调整了中国评级，引起了国务院发言人的回应和债券利息的变化。于是，他想，既然信用评级这么有权威，中国未来肯定会需要它。

　　当他去游说相关领导批准中诚信的金融业务许可证时，很多领导还不知道评级是什么。毛振华邀请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名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指导中诚信制定了国内首套评级指标体系，参与公司实践，亲自带课题组研究课题。“中国几乎所有类型的评级，第一个产品都是我们做的；指标体系也基本上是我们建立的。”

　　当毛振华带着要做“中国穆迪”的使命感成立中诚信之后，方才发现，自己的热情多少有些盲目——他必须面对一个先天不足的市场，相对于美国，中国的债券市场尚未成型，市场需求的不足，制约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这导致在公司成立的前14年，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基本不赚钱，毛振华只能咬牙苦苦坚持。

　　不过，他抓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波浪潮。公司做了一些公司股份制改制和股票发行上市咨询业务，陆续做了如三峡工程融资、山东华能上市等项目。

　　喜欢研究宏观经济的毛振华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正在进入资产增值的时期。投资业务成为他在商场的第二次尝试。中诚信的第一笔投资是1999年收购北京长安街上的招商国际金融中心——它曾经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烂尾楼，经过包装处理，中诚信获利丰厚。

　　这些年以股权的方式参与房地产开发，中诚信没有失过手。但毛振华说：“搞投资是被迫的，如果做评级有好的市场，我肯定不会去做投资。”终于等来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迅速扩容，评级成为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2006年，毛振华选择去做学术的时候，等于也是宣布中诚信淡化投资业务，而选择专营主业的战略。

　　今天，中诚信实现了在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全覆盖，与此同时，还积极探索着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在“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二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毛振华说：“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使用自己国家认可的评级公司的信用结果已经大势所趋。”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中诚信的信用评级业务的利润已向3亿元规模迈进。

　　“人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是最大的痛苦！对我来说，1992年下海经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创业20年，我选择‘跟着走’把握了时代的脉络；如今，我选择在学术生涯里找到快乐。”毛振华总结说。

　　2012年10月8日，中诚信创业20年庆典上，毛振华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大楼。因为在他看来，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浓厚的家国情怀，是我们‘92派’最独特的标识，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批人。”毛振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