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先天不足

　　龙登高：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先天不足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财富创造，其次才是知识创造。当每个家庭、家族都为创造财富而培养他们的人力资本，让家族成员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家族责任也就成为社会责任

　　撰文：白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7月刊

　　本期嘉宾：龙登高：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家族企业有“天然的激励机制”

　　《中国慈善家》：欧洲华商、美国华商、日本华商等等这些华商群体，在海外发展和传承的情况大致如何？ 龙登高：欧洲华商历史还比较短，不过二十多年的样子，第一代至今仍是壮年，应该还没有面临交接班的问题。

　　美国有一定的特殊性。在1941年之前，美国是排华的，自19世纪后期进入美国修铁路的那一批中国劳工之后，没有新移民进入美国。那批劳工后来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勉强维生，没有发展出家族企业。二战之后，有香港人、台湾人过到那边去，但数量不多。1991年，美国、加拿大有了技术移民政策，才有大量中国大陆移民过去，华人社会才得以持续发展。华人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科技、餐饮和金融等行业。但在美国，企业要做大，当然要朝着上市方向发展。

　　家族企业发展最突出的是东南亚和香港华商家族，形态比较丰满、成熟和多样化。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快速扩张就是在东南亚工业化的时候。 《中国慈善家》：曾有很多学者认为，传统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无法与现代企业管理竞争。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学界在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中，对此有过很广泛的讨论，甚至是争论。虽然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华商家族企业的成功，但大陆很多民营企业家仍在思考和实践“去家族化”，原因是什么？ 龙登高：主要原因是中国处于一个特殊时代，过去我们的意识形态追求“公有”，而家族式管理以“私有制”为前提，因此一直被视为落后。在国际上不是这样，国际上家族企业是非常普遍的、广泛的甚至强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在中国，有30年甚至40年时间，家族企业几乎被消灭了，它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发挥这些优势？这些我们都并不了解。

　　曾经有一个记者采访我，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传承几百年的家族企业，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其实不是这样，历史上，清朝两百多年间家族企业发展传承得很好。中国家族企业中断发展到今天也就一两代人，海外华商基本上能够传承到第三代、第四代，因为它也就是这么长的历史。

　　日本人、犹太人、欧洲人因为历史没有中断，所以它们有很多延绵百年的家族企业，我想华人家族企业也不例外。现在可以看到延绵百年的华人家族企业越来越多了，它们可能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不能说就比不上别人。 《中国慈善家》：家族企业的特点和优势主要有哪些？ 龙登高：首先一个独特优势是它能够“放眼长远”。“我要我的家族代代相传，家业兴旺”，所以它对家族成员的激励机制是天然的。面对短期困难，只要认定未来能够发展，它就能牺牲短期利益，对品牌的维护和建设不遗余力，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所以这种家族企业特别重视诚信。你看我们历史上的那些“家训”，晋商、徽商的《戒子书》，告诫后代，诚信是根本，也是一种资本，甚至没有资本也可以变成资本，这对商业和整个社会发展都是积极的。 《中国慈善家》：这一点职业经理人无法做到么？用具体制度进行利益捆绑，是否能替代这种“天然的激励机制”？ 龙登高：企业需要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出发，为职业经理人建立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要有一致的目标和轨道，让企业经营者一方和企业所有者、董事会、股东一方同时利益最大化。问题是，很多时候，双方的利益恰恰是不一致的。企业的短期利益可能让职业经理人利益最大化，他就选择追求短期利益为目标，当然也有例外，但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像美国安然集团，因为是期权制，结果在期权要兑现之前谎报业绩，贿赂股评家，说发展经营有多好，股价上去了，结果企业破产。安然比较特殊，但许多企业都存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冲突问题，家族企业当然不存在这个因素。

　　同时，为了家族企业永续发展，家族成员就有责任承担和付出，他与企业是完全绑在一起的。东南亚顶级的企业家我基本上采访了一大半，看到不少家族企业在遇到难关时，家族成员可以不计报酬，没日没夜工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泰国盘谷银行第一代是陈弼臣，他们家族的第三代，在泰国的是陈智深，在香港的叫陈智思，工作时一个秘书根本应付不了，要三个秘书围着他们轮班转。他们都是拼命三郎。 《中国慈善家》：这种“天然的激励机制”会失灵么？ 龙登高：也有一些家族企业对后代放纵、娇惯，培养不够，最终企业被搞垮。比如说谢建隆创立的印尼阿斯特拉集团，原来仅次于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在印尼是排名第二位的企业，结果他的孩子经营不善，他就去填补这个窟窿，越填越大，把整个企业拖垮了。但是我所见到的，一般还是以企业为重的。 “人力资本的提升，就是家族的未来”

　　《中国慈善家》：如何让家族成员愿意并且有能力接管家族企业？ 龙登高：很多时候，为了企业发展，家族成员是要做出牺牲的，甚至改变自己的人生路径。比如前面提到的陈智思，他本来喜欢艺术，但是他只能做家族企业，最后放弃小我，成就家族。当然也有“单飞”的，毕竟个人意愿很难左右。所以，做家族企业首先要让家族人丁兴旺，有多个候选人，这是前提，做不到的话，后面的无从谈起。

　　这还不够，还要注重培养。香港、东南亚的华商，第二代、第三代都是毕业于美国名校。玖龙纸业创始人张茵的两个儿子，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一个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下一代，她不遗余力。一些家族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如果出现了肯拼的企业家，当然值得高兴，但这些后代生活无忧，都去搞艺术、搞其他，不愿意为家族企业出力，这也没有办法。

　　除了家族文化影响、引导之外，像李锦记家族还有家族宪法、家族办公室之类的相应措施，有很多具体规定，比如不能离婚，也不能太晚结婚等等。 《中国慈善家》：家族企业传承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有可靠的接班人，但大陆很多创业者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准备得不够充分，无人可托付重任。 龙登高：大陆私营企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第一代企业家现在也就是六七十岁，他们现在应该是感觉到了紧迫性，但是暂时还不能休息。老一辈华商都是七八十岁、九十岁还在干，精力好得很，大陆企业家六七十岁就开始寻找下一代，我倒觉得，这说明他们有远见了。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最多就两个孩子，家族企业的全部希望以后就寄托在一两个孩子身上，别无选择。这些孩子也许被送到美国接受教育，但是他们喜欢上了艺术或其他方面，回来后不喜欢做企业，即便接手企业也很不情愿。所以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先天不足，只有一两个孩子可以培养，有的甚至没有得到好的培养。这个大概是第一代企业家紧迫性、危机感更强的一个原因。 《中国慈善家》：以家族企业传承为目标的，对成员的引导、培养，都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个体选择，如何看待家族和个体的这种利弊得失？ 龙登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发展，但我认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财富创造，其次才是知识创造。社会由家庭构成，当每个家庭、家族都为创造财富而培养他们的人力资本，让家族成员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时，社会也就能随之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人力资本的提升，就是家族的未来，更是社会的未来，家族责任就是社会责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家族企业传承要确保整体性不被破坏

　　《中国慈善家》：宋代的宗族自治可以做到累世同居，“鸣钟会食”，同时，生活单位即生产单位，比如官员赵鼎规定“本家田产子子孙孙并不分割”，让家庭与家族利益在这一前提下找到某种平衡。这对于今天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龙登高：宋代、明代那种大家庭在中国是特例，当时朝廷是表彰这种行为的，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模式，更多的还是小农家庭。

　　当然家族企业进行分割也可以，但规模化的品牌和效益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一般家族企业会保持整体性不受破坏。今天已不是小农经济了，不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那么子家庭的利益和企业总体的利益如何协调？像李嘉诚的两个儿子，小儿子李泽楷单飞创业，完整的企业交给李泽钜来掌管。印尼三林集团的林绍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将企业传给第三个儿子林逢生，他就说皇帝只能有一个，其他的孩子就给股份，或者用其他的形式保持企业的完整性。像李锦记，李文达有四个儿子，就是一人管一块。

　　但也不是毫无问题。像印尼金光集团，创始人是黄亦聪，现在是他长子黄志源做董事长，次子黄鸿年单飞在新加坡，其他几个儿子也都在金光集团。他就对家族企业所遇到的问题感受很深。所以他捐给清华金融学院六千万，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研究家族企业，跟国际上的家族企业取经。所以（关于家族企业的传承）可能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只能是不同的家族企业之间，有针对性地吸取一些经验。 《中国慈善家》：很多私营企业正在尝试“去家族化”，但这也不可避免会伤害到亲情。比如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他将企业交给儿子茅忠群，不允许其他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曾为此得罪了自己的弟弟，不得不向母亲下跪赔罪。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龙登高：我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经济利益的冲突和亲情相纠缠时，它造成的伤害有可能超越其他一般的伤害，不仅家族企业是这样，在农村，兄弟之间为了一点财产打来打去的也很多。家族企业第二代是亲兄弟关系，到第三代就是堂兄弟、表兄弟关系，到第四代就更复杂。一方面，这种亲情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会造成伤害的扩大化；另一方面，传承到第三代、第四代，随着亲情关系的复杂，家族企业会遇到另外的问题。每一个小家庭都有自己的利益，它跟企业整体的利益可能会有所不同，很多家族企业都在寻求解决之道，同样，并没有统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