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追忆袁庚其人其事：晚年仍读书看报且思想开放

羊城晚报记者林丹2008年采访袁庚时与其合影 （林丹供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丹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1月31日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这两天，人们纷纷向这位“传奇老者”致敬。羊城晚报记者林丹曾多次专访袁庚，并与他结下了真挚友谊。在此悼念之际，她也撰文讲述这段长达三十年的故事——

　　1、他是我老乡，我家回粤是听了他的话

　　如果不是袁庚，我可能不会回广东，也就不可能目睹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初创的全过程。我的生活轨迹可能会完全不同。

　　1984年底我到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工作。一天，站长程凯叫我和他一起去蛇口采访袁庚。袁庚的名字对我来说不陌生，甚至是如雷贯耳——他是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也是我的老乡，我们都是深圳人，他也是我大伯和姑妈在东纵时的战友。

　　袁庚在北京的家离我家不远。父亲当年从香港回内地，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0年。大约是1978年至1979年的一天，父母和姑妈一起去袁庚在北京的家，袁庚力劝他们回家乡广东，他说他在深圳要搞一个特区。后来刚好暨南大学复办，到北京大学招聘教师，父亲应聘了，于是我们全家就真回了广东。那时，我还是个黄毛丫头，不掺和大人的事，所以虽曾与他家近在咫尺，却从未见过袁庚。

　　那一次，采访完成后，袁庚很随和地与我们聊天。我告诉他，我同他是老乡，他很惊讶：“哦，原来你是大鹏妹。”我告诉他，我是本荣的女儿，他却误会我是他老战友本戎——也就是我大伯的女儿，因为“荣”与“戎”粤语发音区别很大，普通话却是一样，而我是一个不会说广东话的“大鹏妹”。

　　怎么看袁庚也不像身材相对较矮的广东人，倒有点像山东大汉。他也不像我想象的“老情报”那么难以捉摸，而非常爽朗、坦诚，是那种记者非常喜欢的、有思想的采访对象。不过，有时候他还真像是“搞情报”的。如在他80岁生日那天，许多人为他备了祝寿酒席，也有人亲自登门，但他却特意选择在这一天“遁”了——去了井冈山。

　　2、我至今难忘他面对批评的坦然态度

　　因为我与袁庚的这层关系，领导安排我负责蛇口的报道，我与他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每一次，他都会说：“大鹏妹来了。”虽然，我在深圳记者站工作的时间不长，但那正是蛇口风起云涌的时候，我经历了当年蛇口民主选举、信任投票制等改革，并曾为之采访袁庚。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蛇口通讯》点名批评袁庚，而袁庚要求一字不漏照登，我为此专访了他。当时这位近70岁的老人面对批评的坦然、甚至因意外而有些兴奋的态度令我至今难忘。

　　那是1985年2月的一天，《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来了一个电话，我们站长叫上我立即赶到了他的办公室。原来，韩耀根收到一封指名道姓批评袁庚的信，据说是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写的。当时韩耀根较为谨慎，把这封信交给袁庚看了，没想到袁庚不仅大为赞赏，还很爽快地叫《蛇口通讯》一字不差照登。

　　第二天，也就是28日，《蛇口通讯》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封题为《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信件，果真一字不差。由于我们事先得到消息，所以羊城晚报也很快跟进。

　　此后，袁庚继续鼓励报纸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应当受到监督。”很快，蛇口的“新闻沙龙”等纷纷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袁庚说：“我们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风格和民主风度，蛇口建设和改革要有良好的透明度，蛇口人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蛇口才会朝气蓬勃。”

　　3、犹记得他与我谈起时间名言的场景

　　离开深圳记者站后，我又曾三次专访袁庚。2004年，为完成报社一个策划，我在蛇口医院的病房见到他。那次我同他谈的是他那句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犹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蛇口时，下船后一眼就看到大牌子上写着这句话。1984年底，我刚到深圳工作的第二天，老站长也给我讲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背后的故事。袁庚上任后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为招商局购买一幢位于中环的24层大楼。大楼售价6180万港元，定金2000万。买卖双方约定星期五下午2时交付支票。招商局的人先以为总要一起吃顿饭吧，于是建议把时间推后一些。但对方坚持要在下午2时之前。

　　双方见面、交钱、签字后，对方3名随员拿着支票匆匆下楼，他们连汽车都没熄火，开车直奔银行。袁庚说：“因为第二天是周六，银行关门，直到周一才开。如果不能在当天下午3点之前把支票交到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当时的利息是14厘，3天就是几万元。‘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不是我的发明，中国人很早就讲：‘一寸光阴一寸金’。”

　　那次我采访袁庚，说起他这句名言。他说：“‘文革’后，人们对时间没有概念，香港请一个菲佣，每月要付3750港元，比请内地工人要贵，但他们勤快、工作效率高。蛇口的对面就是香港，它因为有极高的效率，所以有生命力。对比内地和香港，这种感受很深，所以要用这句话警醒一下。”于是又有了“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26日，邓小平抵达蛇口。袁庚在向邓小平汇报完关于蛇口港的改革后，抛出了一个问号：“我们有个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接口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邓小平说：“很好！”从此，这条标语被确定下来，始终矗立于蛇口。

　　4、晚年时他仍旧读书看报且思想开放

　　2007年，我再次采访他，这次是在他家里。他仍然健谈，记忆力极好，他指着自家的楼下说：“这个地方当时全是荒滩、杂草、岩石和偷渡不成被淹溺、又被海水推回来的死尸。我上任后就想搞一些工业，但是香港的地多贵呀，真的是寸土寸金；工人的工资也高，一个菲佣的月薪都要3750元港币，在内地，只要给500块钱。所以我想在靠近香港、又有港口条件的内地找个地方。”他首先想到我们的家乡深圳大鹏，“但是，大鹏离香港还是远了，中间隔着海，风浪很大，不合适。”在考察了珠海、东莞之后，袁庚选中了蛇口。“香港过来这里只要1个小时，元朗过来仅半个小时，而且有建港条件。”

　　据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手中的红笔在宝安县地图上整个南头半岛一带画了一个弧，一向胆大的袁庚却只要了沿海的2.14平方公里。当时，没有一家中国的银行敢向袁庚贷款，仅香港汇丰银行借给他5000万元港币。此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些。”1980年，中国开始有了“经济特区”这个词。

　　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庚想得比当初开创蛇口工业区时更深刻了。那年采访时，他应有90岁了，每天都还在背诵他年轻时喜爱的《滕王阁序》，看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的京剧，那是他当年在北京工作时上的瘾。报纸也是每日必读，他指着自己的脑袋对我笑着说：“不然就傻乎乎了。”望着阳光下他那坦荡荡的灿烂笑容，我在想：这位老人的思想是“天马”吗？从不会被什么观念羁绊住吗？临别时，他送我一本书：《争议与启示》。我与他在他家门口合影，虽然多次采访，但这是我俩第一次合影，然而很遗憾，负责拍照的司机根本没按下快门。

　　2008年，我和父亲、姑妈一家去探望他，顺手“牵回”一点新闻。不过，这一次，他的记忆已大不如前，身体也没那么硬朗了。

　　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采访袁庚，采访蛇口，采访特区，总为当年的燃情岁月而激动，并钦佩改革者的勇气和思想。

　　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

　　人，不能永生，但精神却可永存。袁庚走了，但却留给我们改革创新的精神财富。袁庚的开放意识，和他的一些提法、一些创新，即使过了几十年都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