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中国本位

　　“企业公民”也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复制品吗？

　　本报记者 汤白露

　　北京报道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在中国复制其总部的企业公民行为时，SONY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以中国市场为本位，淡化总部模式的复制。

　　业界通过对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公民建设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公民行为几乎如出一辙。尤其是美国公司，正非常努力地在中国执行其总部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而索尼似乎在告诉人们，跨国公司在学会怎样在中国市场盈利的同时，更应该学会如何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公民建设，而不能一味地移植“总部模式”。

　　“早期这种移植行为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旦中国的企业公民气氛形成以后，复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更大的价值在于创新。”谈及索尼在中国的企业公民建设，索尼中国副总裁迟泽准对记者说。

　　索尼探梦的新实验

　　这一本位意识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索尼探梦科技馆。2000年10月，索尼公司与中国贸促会及美国Exploratorium财团合作，在北京建立了面积达1600平方米的索尼探梦科普乐园，投资额近3000万美元。该馆对于6岁以下儿童实行免费参观。作为一家特色鲜明的科技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

　　“不在于投资额的多少，更在于这是索尼公司资助建立的第一家科普乐园。受这一创意启发，索尼总部才决定在东京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科普馆。”迟泽准告诉记者。

　　迟泽准还表示，索尼探梦是小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科技的好场所，当他们成长为大科学家以后，他们或许还记得第一次关于科学的体验是来自于索尼探梦。

　　据了解，早在1962年索尼在美国纽约第五大街开设了第一家索尼梦苑(Sony Gallery)；1966年，日本的Sony Gallery在东京银座开张；1972年，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第三家Sony Gallery开幕；2002年北京Sony Gallery开幕；2004年，上海Sony Gallery开幕。

　　“不同的是，索尼梦苑是公司为了宣传自身的产品而建立的，是典型的产品展示厅。而索尼探梦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普乐园，或者说是少年科技馆，其功能定位完全不同。”迟泽准解释。

　　索尼探梦科技馆馆长力武先生表示，实际上，索尼探梦目前的状况与他的理想还相差甚远。他的目标是继续不断开发更好的展品和活动，把索尼探梦建成最好的光和声音的科技馆。今后，索尼公司还将在该馆增加更多的科技项目。

　　由于索尼公司是一家以视觉、听觉产品著称的制作公司，所以索尼探梦的定位就是以视觉、听觉为主。这一领域是索尼公司的强项，因而大部分展品和技术由索尼公司自己提供。

　　不复制总部模式

　　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对外宣传时特别乐意把纳税、捐赠金额以及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作为衡量公司社会责任大小的一个硬指标。

　　据了解，很多跨国公司总部每年都有一笔公益事业专用款，这样就使得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公民行为变得相当简单，而不用另外投入人力物力。

　　据统计，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最严重的5月，41家在华跨国公司总共向有关部门捐赠了现金1558.8万元，捐赠物品折合人民币5264万元。非典期间向总部提出拨款或者医疗设备的捐赠，变成了2003年最容易通过的公益项目。而日常的公益事业项目，则会受到总部严格的审核和控制，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公益事业是比较单一的。

　　“所以现阶段，抓紧急事件其实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大家都行动起来，操作起来特别快捷。而索尼则试图从另外的层面履行社会责任。”迟泽准说。

　　索尼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更强调要不断采取新的方式履行公民职责，从而避免单一的实物捐赠以及捐款等方式。

　　今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制作的《世界遗产》节目被引入中国，索尼为此投入资金约100万美金。

　　“目的在于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世界遗产的宣传和保护中来。”迟泽准认为，不能单一地用“公益事业”这个词来表达企业公民最重要的内涵。现在，一种新的趋势是跨国公司更愿意把参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活动，作为建设企业公民最好的表现。

　　作为一个业务多元化的国际性公司，索尼一直以来不断用创新的娱乐方式丰富人们的生活。从1999到2004年，索尼连续赞助了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演出及著名音乐家的演出。尤其是2001年11月初，索尼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日本东京爱乐乐团董事长大贺典雄先生，作为闭幕式音乐会指挥亲自率领东京爱乐乐团赴京演出，在京引起轰动。

　　2004年11月，由索尼中国赞助的“Sony之夜反盗版

演唱会”、“2004 Sony‘支持正版’活动月”等文化活动进一步展现了Sony倡导原创、积极参与、支持跨国界文化艺术交流的娱乐主张。

　　从文化教育领域突破

　　事实上，跨国公司都是在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来开展公民活动。

　　基本做法有两种选择，一种方式是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如贫困地区、残疾人救助、大型体育会、失学儿童补助等等；另一种方式是选择单一领域进行持续的投入。

　　“索尼选择的就是文化教育领域，这与我们的企业文化有关。”据迟泽准介绍，1994年至2004年期间，索尼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领域的直接资助达1500万元人民币。

　　2005年9月，第七届“索尼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在全国各地火热展开，共有来自全国510所高等学校的4471个代表队、13413名大学生参加了竞赛。随着竞赛规模的逐步扩大，索尼公司的直接赞助金额也由最初的10万元增加到2005年的150万元，累计赞助金额已达千万元人民币。

　　实际上，选择文化教育领域进行资助，有助于索尼公司将企业公民这一社会责任转变成品牌资产。

　　有关人士认为，索尼公司不惜耗费巨资，通过建立科学展示馆，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致力于参与和开展各种科学教育的普及活动，既推动了科技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宣传展示了企业自身的企业文化，更容易被消费者所认同。

　　事实上，在跨国公司总部对中国地区最高负责人的考核指标里，都有诸如“是否积极参加公益事业”这一条，它和业绩指标同等重要。

　　对此，迟泽准直截了当地表示，索尼更倾向于把这些当作一个软性指标来进行考核，从而让索尼中国有更多的自主权。事实上，索尼中国公司有一个部门专门监督所有业务行为是否符合本地的法规、标准以及道德等。

　　2004年2月，索尼(中国)公司董事长小寺圭新上任后，更加突出了索尼的中国本位策略。索尼已经建立中国设计工程集团，一方面使产品的零部件本地化，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当地的技术和资源开发和设计适合当地的产品。如果在日本设计，从产品诞生到最终投放中国市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本地设计，无论是从成本还是从速度看都更加有效率。

　　索尼在中国市场的企业公民意识，也正是这一整体策略的具体体现。以前索尼总是把销售和市场职能放在东京，近几年在逐渐把这些职能从总部剥离出来，而将之下放到各个区域总部。

　　“离市场更近时，才能把市场做得更好。这样，在中国分公司里，才有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决策速度也加快了很多。”迟泽准表示，这也是索尼能在中国比较自由地履行公民职责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