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星运动不是高科技产业泡沫

　　作者：刘燕

　　股值波动，不能改变我们的商业计划

　　主持人：我国另一家芯片设计企业珠海炬力在你们之后也上市，但两家公司上市首日股价表现平平，不如百度那样迅速攀升，而且后期走势也不很乐观。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包括珠海炬力给资本市场的“中国概念”与以往的“中国概念”完全不同。对股票的反馈，也反馈了他们对我们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些看法。说明尽管投资者已经开始进行尝试性投资，但仍持有保留和怀疑态度。在美国人的印象里，中国就是制造的代名词，一直没有在芯片领域做出值得他们钦佩的业绩。在他们眼里，中国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芯片，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当中星微电子居然以“知识产权”的概念靠着500多项专利，靠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跑到美国上市对他们的震撼很大。这个公司与他们以往热爱的新浪、盛大、百度等中国概念股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中国概念，是因为相信中国市场，他们怀疑中星微电子，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中国概念”里包含技术与知识产权。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证明，去与国外投资者沟通，这个过程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很多努力，同时也要面对未来股票市场的压力，这是先行者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

　　主持人：这次融资了8700万美元，听说在上市之前你们还特意给投行施加了压力，希望他们把发行价定得高一点儿，为什么？

　　邓中翰：市场是最终定价最关键的因素。无论是公司董事会还是管理层都希望把公司股价定得高一点儿，我们不能容忍股价定得很低，上市之后股价猛涨，好像公司在“贱卖”的事情发生。信息产业部作为中星微电子最原始的“种子基金”投资者，希望在上市过程中能够退出一部分

股票，把这些钱用于国内信息产业更多的投资。在定价过程中，我作为信息产业部在谈判中的代表，希望能够把价钱定得比较合适，使得信息产业部能够更好地收回投资，使得我们的股东利益得到保障。

　　主持人：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与你们的期望形成了反差，海外资本市场似乎并不看好你们，你如何看待并不出色的股值表现？是否要根据股值的波动调整商业计划？

　　邓中翰：我们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是靠每天去看股价或者评论它，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创新。股值的波动不能改变我们公司的商业计划，因为半导体行业的业务变化有一定规律，行业门槛很高，有较长的产品研发周期，客户对技术的需求一般也都是长期性的，不是简单的服务，因此，公司的商业计划要有很强的前瞻性，不会随意改变。我们更看重平稳、长期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看到每天股价跟自己的用户或是服务之间的挂钩。我们相信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芯片行业会有“追捧”，相信中星微电子作为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企业，股值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增加，就像过去在硅谷成功的几家半导体公司那样，在上市后的未来五年成长20~50倍。

　　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

　　主持人：你是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130年来唯一横跨理、工、商三学科同时拥有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拿三个看起来并不相干的学位，是一种人生设计吗？同时学三门学科，时间怎么安排？

　　邓中翰：没有特别的设计，挺自然的一个过程，也许是兴趣。我到伯克利时读的是物理，但当时我听到、看到的都是关于集成电路、芯片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心里非常向往这个领域，然后就去学这方面的课，自然地转系，找到一个很好的导师来带自己发展。后来念博士时去日本讲学，因为忘了要办美国回程签证被滞留。在街上溜达，看到很多人忙忙碌碌地行走。这些人为什么在东京的街头忙忙碌碌？他们每天要面对什么问题？他们的工作要解决什么目标？我突然意识到经济学可以帮我找到答案，可以解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群体效益等等问题。听着有点儿像讲故事，但就是突发好奇，在第二学期就开始正式学这方面的课了。记得在伯克利的时候，晚上11点我从博士办公室回来，躺在床上看经济学的本科书，再准备后面上的研究生的课，或者正在上的研究生课，同时修自己自学的课，一般都是学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候到四点钟，然后早晨七点起床就开始跑到学校去上课，好几个系的课合在一起上，还要去硅谷工作等等，非常忙碌，但很充实。

　　主持人：有人说“在伯克利想平凡是困难的”，很多做芯片的顶尖人物都出自伯克利，包括英特尔的创始人。这个学校谁对你影响最大？

　　邓中翰： 伯克利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是我非常敬佩的华人楷模，他20岁拿到博士学位，24岁成为最年轻的教授，50多岁成为全球最有名大学第一个华人校长，管理着三个大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他曾是美国总统的顾问，是我国的两院院士，也是美国的两院院士。无论在科技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都是成功的楷模，可惜英年早逝。他的认真、勤奋、努力和乐观、善于把握各种机会对我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田长霖校长我才结识了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教授并结为“忘年交”，为我回国创业打下了伏笔。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在1998年到美国硅谷考察，在周光召教授的介绍下曲部长约见了我，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曲部长因此邀请我回国开展数字多媒体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1999年10月，我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业界的现状和前景。就是那一次，和我一同回国的三位好友杨晓东、张辉和金兆玮一起登上八达岭

长城，共同表示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发展祖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做贡献，后来，我们四个人成为中星微电子的创始人，成为“星光中国芯工程”的组织和实施者。

　　主持人：当时你自己在硅谷创办的集成电路公司市值已超过1.5亿美元，用爱国来解释你们回国创业的真实原因很多人未必能真正理解，国内到底有什么吸引你？

　　邓中翰：但这确实是我们的思想原貌。我们的团队都是“海归”，首先我们非常爱国，这不是唱高调，只有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一个中国人才会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国家的强大有多么重要，所以我相信绝大部分留学人员都有和我一样的报效祖国的情结。不管外边怎么好，作为中国人还是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多做点儿事情，我们这些人，当初出去就是为了回来的。其次是事业心，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既然国内有这个创业环境，为什么不回来？

　　主持人：听说你们创业之初是在中关村一个简陋的仓库里办公，冬天的时候暖气也不好，一个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硅谷回来的博士、创业者之一张辉的手都冻裂了，起了冻疮。可见创始初期困难不少。

　　邓中翰：那是为了省钱，从一个便宜的地方开始。更困难的是，公司在成立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员工总数仅有40人，要负责从产品定义、芯片设计、软件系统到市场销售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前期的产品定义，必须通过调研来确定未来两三年的市场目标，这种具有前瞻能力的人才在当时十分稀缺。因此，我们几个创始人不得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如何建设队伍上。另外，为了节省资金，以至于芯片验证设备FPGA由于静电防护不到位而被屡屡烧坏，只得从美国花1000多美元再购置新的。

　　创新模式的突破口

　　主持人：UT斯达康的首席执行官吴鹰是你的老朋友，你们的创业也都与技术相关。但中星微电子的创业还是有很大的特殊性，从你个人的理解，中星微电子的故事与一般的海外归国创业者有什么不同？

　　邓中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1999年公司成立的起点不是围绕着中国市场制造、服务或销售概念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原始创新而成立的一个组织，无论是技术还是模式。我们的股东信息产业部以风险投资的方式直接投入1000万元，引用硅谷创业模式定位技术创新，并委托我们执行“星光中国芯工程”，国内外客户看重的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因此，中星微电子模式的成功不仅在于公司创业层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如何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寻找到了一种可实施的成功模式。

　　主持人：自主创新的一种可实施的成功模式——“星光中国芯工程”的创新模式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也曾有报道说“造星运动”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泡沫，你怎么看？你们公司最初的定位是怎么确立的？

　　邓中翰：“星光中国芯工程”是由国家主导、企业组织实施的高科技研究计划，与以往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主承担国家项目的模式有典型的不同。从一开始，这一工程就采取了公司化运作方式，中星微电子作为主体，也从一开始就在信息产业部的引导下，采用风险投资，“技术攻关、市场驱动走向世界”的方式运作。越是核心技术越要与市场结合，因为它的控制面宽。但要占领市场，光靠知识产权和专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迅速转化为产品，占领国际市场，这些技术和专利很快就要过时、遭到淘汰。所以，这种公司化的运作，保证了对市场有一个清晰的定位，那就是一方面要技术攻关，做到技术国际领先，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驱动原则，通过科技成果的转化，使星光多媒体芯片在市场上得到认可。

　　芯片领域过去产生的泡沫很少，硅谷的半导体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的还没有一家死掉，它在市场上核心竞争力是比较强大的。虽然某些技术不止有一家公司在竞争，但芯片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拥挤的行业，进入的门槛很高，资金投入也很大，想产生泡沫都不太容易。中国情况就更特殊，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要想产生泡沫需要很多人来“挤”。

　　在芯片技术领域，美国领先于通用电脑芯片，韩国领先于存储器芯片，后来者无法和他们竞争。但当时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处于全球“混战”状态，还没有一家领导型企业出现，与这项技术密切相关的计算机摄像头、手机、

数码相机、高清晰度电视等在未来一定会成为新兴市场。因此，我们认定数字多媒体芯片是中国芯片产业快速腾飞的绝佳突破口。

　　主持人：你不断地讲自己的公司是全球化的公司，而不说国际化，从你的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中星微电子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邓中翰：国际化和全球化听起来好像很接近，实际上不同。MBA教科书的定义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叫全球化，而不叫国际化。微软是个全球化的企业，它诞生之日起，它的技术、人才、市场占有等等都是全球的，不存在先在哪个国家成功，然后到哪里再成功，或者通过收购、兼并或者建厂，再去办子公司等来达到慢慢地占领全球市场，它一开始就通过它的创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领先，这样的企业叫全球化的企业。国际化的行为则是可以先在一个市场上成功，再根据发展需求扩大国际化道路，比如海尔走向美国建厂，联想收购IBM等。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做核心技术一开始就必须是全球化的，我们国家所推动的创新也包括机制上的创新，更多指的是如何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管理模式，以及全球化的运营标准。

　　对中星微电子来说，虽然此时不断升级的多媒体应用需求，技术流程和产品开发的挑战日益增加，但最头痛的还是人的问题。多媒体应用市场变化异常快速，从芯片设计到市场行销，再到客户服务，尤其前期的市场调研阶段，必须将未来两三年的目标市场想清楚，然后制定出产品的规格，进行研发和推广，而这种具有市场前瞻性预测的人才国内更欠缺。除了源源不断地引入符合公司文化和发展步伐的人才之外，人才的管理、沟通效率，以及保持当初创业时期的快速反应能力，对中星微电子这样的创业型公司才是最大的挑战。

　　邓中翰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曾先后任职于SUN和IBM公司，参与UltraSPARC I第一代CPU和单磁子Peta-Flop超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研究。后在美国硅谷创建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1999年至今，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中关村创建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领导研发“星光” 系列“中国芯”，并成功实现了产品的产业化，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邓中翰还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科协全国委员。

　　“我能”人物点评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中翰

　　勇气需要激励、勇敢才能制胜，我能！

　　八卦老板

　　“我崇拜邓小平”

　　工作之外，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本来兴趣很广泛，运动、摄影、油画等，现在都没有时间了。

　　喜欢看哪类书籍？有喜欢的作家吗？

　　喜欢看人物、历史、战争类的书籍。没有特定喜欢的。

　　用多少时间陪家人？

　　很少。

　　描述一下自己的性格？

　　认真，真诚，执著。

　　知道超女吗？如何看待这种狂热的崇拜？

　　听说过，没看过。

　　知道《哈里·波特》这本书吗？

　　知道，没看过。

　　很多人小时候都崇拜科学家，你小时候是这样吗？现在你成了科学家，还有什么人让你崇拜？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现在崇拜的人是周光召、邓小平这种为国家为民族付出一生，坚持一个目标不放弃的人。

　　相信命运在人的一生中会有微妙的左右关系吗？

　　我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他的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密切相关，个人的生存发展与国家、民族的沉浮直接相关。

　　主持人的话

　　重提信仰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科学家不是被过分渲染了爱国情怀，就是被蒙上了与“正常人”不一样的虚幻色彩，贡献与缺陷一同被放大，他们过分“发达”于某个领域，因此在某些别的地方就有缺失。并且，一般都是“老爷爷”。

　　采访邓中翰前，我心里给他的画像是“科学怪人”或者狂傲之人，至少也得是个“技术疯子”。

　　一见到他我就乐了，这个人挺可爱的，没有科学家的“怪异”(当然是我头脑中的)、企业家的“狡诈”，单纯、诚恳甚至有点儿害羞。

　　适度的、真诚的谦逊让邓中翰有了十分优良的人缘，人缘背后便是机遇，田长霖、周光召、曲维枝副部长等在邓中翰的求学路上、创业途中都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其实按照邓中翰干的事，他有太多的理由去骄傲。

　　中星微电子从一开始便坚持填补市场空白而非技术空白，要做能够占领市场的产品而非实验室产品，这些想法随着“星光中国芯工程”的完成正在成为一个个鲜明、具体的现实。邓中翰一直强调品牌的生命力就是企业的生命力，“一个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品牌的创造者和载体。”邓中翰说。

　　他骨子里是个科学家还是高科技企业的管理者？对邓中翰依然不好定位，向左向右对他都不是难事。从这点上来说，他还是挺复杂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素质或性格你从他身上都能见到。

　　比如他虽然掌握全局，但对细节也很关注，他能随口说出一个个工程师最近的工作量；他非常独立却非常擅长了解别人，经常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就已经把人家推上去了；他有时候生活得很精致也可以很粗糙，更多的时候，连平民都不如。他的一场演讲能让人恨不能跟着豁出去拼了，群情激动之时，他又冷静地直面问题。

　　国家利益、民族自强、科技报国等等词汇似乎被我们当做“修饰”很久了，如果某个企业经常地用到这些词汇，会让人心生厌倦。即使是真的，我们首先也是怀疑。

　　这些词在邓中翰和他的团队之间的交流随处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结体现在每一个目标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那份向上和纯粹令人感动，这样的信仰我们许久不再提起了。

　　心目中的我能人物

　　A、杉杉集团董事长·总裁 郑永刚

　　评语：考验是不断的，但我相信痛苦与欢笑都是一笔

　　财富，我能！

　　B、 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

　　评语：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都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每一

　　件小事的背后也许隐藏着巨大的价值与财富，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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