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严晓群：游离于信任和不信任之间

　　本报记者 郝倩 发自上海

　　随着斯威特危机的日渐曝光，危机的主人公严晓群也更为人们所瞩目，在严晓群眼花缭乱的资本迷阵背后，他的管理风格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严晓群身上有诸多的光环。例如他在江苏省企业界的名气惟有张近东可以媲美，后者 是苏宁电器的创始人；更例如他一度被财经界评作和德隆齐名的8大神秘操盘手之一。可以说他的管理方式通常可以反映出一类企业家的行事规范。

　　单调与变动的撞击

　　但是，身为民营企业家，他一直深谙“低调”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江苏富豪级人物极少在媒体上露面，甚至在网上所能搜罗到有关严晓群的照片都少之又少，照片上他几乎都穿着惯常的蓝衬衫。而朋友对他的评价通常是“忠厚之人”。

　　如同对蓝色衬衫的固执偏爱，严晓群过着外人看来单调而又有规律的生活。他的主要精力几乎都倾注于斯威特身上。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以及多年下来灌注而成的感召力和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相差无几。所以，斯威特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都要和严晓群的个性化管理的色彩相联系，才能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切都与“变动”有关。虽然所有的“变动”无非是缘于他对财富的追求。因为这位一度的富豪出身十分贫寒，他是家里几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对于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对一种面食特殊的喜好。差点成就一个白手起家的财富童话，只是主人公出于对财富的过度渴求，以至于出现了对资本泡沫的迷恋。

　　之前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经十分直白地说：并不相信一些公司的调查报告，如果要推出新品，反而按照自己的想法执行，通常会比较成功。当然，也有过失败的案例。在对待新产业或是新产品的态度上，严晓群也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他的想法因为少有经过市场调研，所以多少有些昙花一现的结果出现。

　　第一个例证是严晓群对做手机的尝试，他曾通过小天鹅股份对外宣称过其宏伟的手机计划，奈何小天鹅集团对于手机计划再三考量，经过市场调研之后，小天鹅将这一并不具备相对优势的发展计划搁置。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去年底，他要将自己在南京取得的一块工业园区用来进行

等离子电视的生产，并曾想贴牌小天鹅，只是最后，80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并没有如期交给

东南大学，之后这一合作计划告吹。严晓群曾经给出的大体解释是：由于这一计划在资金回收上的缓慢，所以并不十分适合于斯威特的发展。

　　以上只是两个简单的例证。对于斯威特来说，多变的并非仅仅是一些想法的产生或是随后的幻灭，还有随之带来的管理结构的不稳固。

　　建立在资本上的信任机制

　　卓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对外界输送人才并不少见，但是如若是因为经营上出现的问题带来频繁的人事变动，那就肯定要对高层的策略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这其中主要体现在高层的变故和管理团队的人心不稳。

　　斯威特之前的一位员工回忆说，在严晓群上马一个项目之后，由于第一单生意的成功，立刻萌发了要做大这一项目的冲动，同时在短时期内完成了对这一项目人员方面的全国布局。但结果是，第一单生意之后，由于他并没有悉心捉摸对此产业的研究以及资源调配，所以导致该部门最终夭折。当然，这一部门的所有员工只拿着极低的基本工资。此类情况还出现在其他的部门里。

　　扩张后的收缩，最后往往是员工自己找寻更好的工作，重新就业。有很多员工的就业时间不超过1年，就只能被迫离开。像此次严晓群出售的南京口岸，其一些员工因为生意稀少，很久只能拿到1500元的月薪。而严晓群对人的判断，可能依然是过多地与自己可能获取的资本数挂钩。

　　严晓群身边一直不会缺少一位副手一样的人物，用以对外发言或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这个角色并没有多年如一日的稳固。例如在

上海科技被谴责一事发生之后，严晓群身边的副手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面孔。

　　之前斯威特的一位高层曾表示：在管理中，他并不能完全信任身边的人。例如他会对管理中的事情再三地询问。而一些高层对于斯威特的事务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并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摸清严老板的真实想法。

　　如果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严晓群通常会十分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不会太过张扬地表现出来，而是演化成一种再三的讯问，一般分贝不会太高。有熟悉他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将自己的想法暴露过多：在经营企业时，没有人清楚他带着斯威特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在和他个人的接触中，他也会刻意避免被别人看穿。

　　严晓群对人员的判断标准大多是“盈”或是“亏”。高层如此，普通员工也是如此。如果是亏本，严晓群的做法可能是直接撤掉某个部门，或是退出某个领域。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使得他可以对企业经营绝对的“独裁”。

　　这并非严晓群一人所具有的个性，而是发生在较多民营企业家身上，绝对的专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如果掌舵者头脑清醒并操持有度，那是企业之福；如果稍有偏差，则企业的航道就可能偏离。由于企业家的专断，这种偏离出现之后往往使得周边的人无计可施。

　　这种不信任也突出表现在这次斯威特对遭遇危机的应对中，当媒体的报道给他解决斯威特问题带来障碍之后，他依然没有将自己的愤怒过多地表现出来，而是力求通过他和他周边的人“低调”解决所出现的公关危机。他的这种“不信任”也表现在此次媒体公关上。虽然他对外再三表示“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不能被媒体的报道牵着走”，但是这期间他依然在两家媒体面前有过短暂的露面。而其中一家，正是他多年的故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