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什么样的激情 音乐不能唤起或平息

　　

余隆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第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刚刚落幕。音乐节前夕，已经连续担任了7届音乐节艺术总监的余隆突然宣布辞去总监一职。北京国际音乐节由此结束了“艺术总监制”，进入了艺术委员会“集体负责制”时代。

　　1990年，余隆在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那时他的理想是做好一名指挥。但辞去音乐节艺术总监一职的他仍身兼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的艺术总监及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艺术委员会主席。“激情余隆”、“超人余隆”的时代远未结束。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外祖父是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作曲家丁善德。因为我父母都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小时候我一直和外公生活在一起，当时跟外公学过钢琴，后来又学小提琴、打击乐，但是那时候我太调皮了，每一样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长性。直至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黄晓同教授学指挥，我才真正喜欢上了音乐，我的音乐之路开始走上了正轨。

　　大学三年级时，在外公和家人的支持下，我去德国

留学。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我之所以选择欧洲，是因为古典音乐的根在欧洲，学音乐的人只有融入到欧洲文化环境中，才能真正走进古典音乐的象牙塔。我进入了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师从歌剧指挥家鲁宾斯坦。

　　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还是很优裕的，到了德国，什么都要自己孤身奋斗，语言、学业充满挑战，生活又像清教徒一样苦，我的住处只有四五个平方米。我当时给家里的信里说：“我感觉我脚下的地板被人抽掉了！”

　　我在德国学的是交响乐指挥，但我想接触更广泛的艺术形式，就又选择了歌剧。歌剧涉及到音乐、灯光、舞美、文学等各种元素，表现形式更多样，也更复杂。我就是喜欢驾驭复杂的局面，这种锻炼使我受益匪浅，我以后管理、运营音乐节，协调各方面的能力也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我在德国呆了8年，我从来都不说自己是“留学”，而管它叫“游学”。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就觉得每天的太阳都不一样；我坐在

图书馆念书、坐在咖啡馆里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有哲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这种经历非常美妙，也让我一生受用。

　　和德国人接触共事，德意志民族的刻板认真、严谨的思维、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和我共事的德国音乐家，他们对待工作和生活那种认真而细致的态度，也使我养成了追求细节的作风。

　　1992年，我回国在中央歌剧院担任指挥。那年我参与创办了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1998年，我参与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2000年，中国爱乐乐团成立，我受聘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这些年我们做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非议也随之而来。

　　中国人总有一种观点，就觉得你管理得好就一定不是好指挥，好指挥就一定不会管理。有人说，他整天那么忙，根本没时间看乐谱，肯定不行；有人说我是一流的音乐活动家，二流的音乐家。我觉得这种逻辑很片面，人的工作是个方法问题。你看国外大公司的老板，一管就是十几家上市公司，如果找到合理的工作方式，就能管理得很好。谁说艺术家就不能做好管理？大家熟悉的卡拉扬，他一人统帅了柏林爱乐、伦敦爱乐、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还独揽了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音乐总监的职务。

　　我觉得要把艺术学好，不能永远只钻在狭小的领域里面，不能一辈子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拼命练琴。艺术和商业不是天生的敌人，关键是要掌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而我力求在不损害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职业化的运作，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我非常喜欢德莱顿在《圣塞西莉亚日之歌》中的一句话“What passion cannot Music raise or quell？”(“什么样的激情，音乐不能唤起或平息？”)如果说我现在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成功，是因为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把激情释放在了最恰当的地方。假如现在让我不做指挥，而去做一个会计师，我可能就很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