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常来常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好模式

　　

李实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10多年来，他频繁地往来于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他与同事的努力工作使中国的收入分配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他们的数据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在国际经济学术界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1978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经济系，4年后又开始攻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我有了一个机会到荷兰进修，就读于荷兰 伊拉斯姆思大学。当时，我是国内派到荷兰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在那里主要是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问题。

　　在荷兰学习了一年多，1987年我从荷兰回来，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成立，我就加入这个课题组，从此开始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当时80年代末期有两个背景，一是改革开放后，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工资结构。在国有和计划部门保持原有工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一些私营个体企业主的收入高一些，对一些人形成了一定冲击，很多人开始关注和讨论收入不公的现象；二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双轨制，价格内和价格外差别非常大，有点权势的人可以利用之间的差额，转手就是暴利，造成了很多人认为的分配不公。

　　我们这个课题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课题组组长是当时经济所所长赵人伟。由于这个课题是国际课题，许多国外专家都到中国来了，我也有了更多开阔视野的机会。

　　1990年，我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方面要上课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等，另一方面与一些国外学者讨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调查数据处理等，尤其是与Carl Riskin教授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理解了外国学者看

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问题的视角。

　　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国外学者会把一个研究的事物放到大的理论背景和框架中来。一提到中国的问题他们会和亚洲其他国家比较，甚至会同非洲国家比较异同。这是中国学者通常缺乏的。

　　这段时间很重要。1990年代时，国内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还很落后，而国际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套较完整的分析方法，将这些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后来，受到英国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教授邀请，我从纽约转道到牛津，在那里呆了三个月。我们合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教育水平差异的论文。当时我们觉得中国的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这篇文章发表在牛津大学的《牛津经济与统计学报》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国外学者合作。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理论，到牛津大学时有了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经验分析的能力。

　　国内与国外学术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国内学者更擅于提出问题，而国外更注重学术的实证性，如果你提出一个命题，你必须得有一些数据和其他论据的支撑，还要有一种好方法来论证。

　　1993年，一位瑞典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Bjorn Gustafsson教授来中国访问时，找到了我们课题组。他一直在做瑞典和西方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他把我请到了瑞典。在瑞典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国际收入分配领域的经典文献，共同合作了多篇论文。另一个收获是，我们课题组与瑞典的哥德堡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学术交流活动。

　　此后的2001年1-12月，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作客座研究员，2002年1-9月又被日本一桥大学聘为教授。

　　过去的10多年，我一直在与国外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最大收获，是让我和同事们知道了什么是国际学术标准。我们知道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同行们都在做什么，就不会再重复别人的劳动，而是可以不断追踪国际上的最先进方法。正是通过国际合作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推向国际水平。如果长期呆在国外也有不利的地方，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就会对中国经济问题有陌生感。

　　所以，我们总结出研究中国问题一种较好的模式就是常来常往，这也是赵人伟教授一直倡导的。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这个课题组，我的学生和年轻同事都先后多次出国，参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际合作项目。这对他们提高学术水平都很有益处。

　　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一体化。所以我也经常告诫我的学生，国际学术标准与国内实践相结合是我们课题组工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