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民：坚守济世救人的医道

　　119年前，一家由美国人开设的眼科诊所悄悄在京城诞生。她的名字叫同仁医院。今天，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耳鼻喉科医生韩德民成为这所以眼科和耳鼻咽喉科著称的医院院长。他有很多被患者传诵的故事，而说最多的恐怕要算这个：他曾经为一个小女孩做了中国大陆第一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当这个女孩能够听见声音并学会开口说话后，第一个想找的就是赐予她有声世界的韩大夫。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教师。文革一开始，我的父母就被打倒关了起来，一夜之间我变成了“黑五类子女”。1968年，我带着这顶帽子到辽宁盘锦农场插队落户。

　　然而，1973年，全村的老乡和知青伙伴还是把我送进了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1976年，一心想成为外科医生的我被分配到学校北镇廖屯战备医疗队，专攻根本就未曾想过的耳鼻咽喉科。

　　无奈，沮丧，一连十几天呆在宿舍里不想见人。耳鼻咽喉科的张主任已经年近70，几次去看我，我竟然没有说话。一个雨夜，张主任在泥泞中摸到我的宿舍，打开热腾腾的粽子放在炕上。然后说：“是熊老师(张主任的老伴)包的，热着吃吧。”看着老主任苍老的脸庞和满脸的雨水，我的心抖动了，喉头哽咽。我从此成了耳鼻咽喉科医生。

　　1988年，日本鼻科学会主席山下公一教授访问我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天我正好在忙着做一个手术，于是医院安排他观看我的手术过程。山下教授非常欣赏我的技术，手术完了以后他找到我，邀请我去日本留学。

　　那个年代正值我们国家出国留学的大热潮，大部分人选择的都是美国。当时我也准备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但山下教授用最快的速度帮我办完了全套的赴日手续，盛情之下，我跟随山下教授来到日本金泽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我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四年的课程，获得医学博士和医学哲学博士双学位。在我之前还没有外国人在这家日本医院做手术的先河，而我却成为日本医生观摩手术的范例。课程修完以后，山下教授又热情邀请我留在日本工作，而此时耶鲁大学也再次向我伸来了橄榄枝。

　　但最终我选择的是调头回到祖国。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回国，而每次我的回答都是同样一句话：是全村的老乡将我这个“黑五类子女”送入大学学医的，我没有理由不回来。

　　回国后，经一位老专家推荐，我加盟到同仁医院。我将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思考的一些东西写成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十年发展规划》的报告，我在报告中提出三年打基础、三年图发展、三年上水平的设想。

　　10多年过去了，同仁医院已经建立起鼻内窥镜诊疗中心、头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等5大临床研究中心，组建了北京市眼耳鼻喉科疾病高技术实验。当人们再谈起同仁医院的时候，不再仅仅是夸奖她的眼科，还会对她的耳鼻咽喉科赞不绝口。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一位18岁的青年民工，被施工中反弹的水泥枪钉打穿左眼，水泥枪钉有4公分长，按惯例应将鼻侧切开取出异物。小伙子恳求不要在脸上留下疤痕，这时候我想到了在日本学来的鼻内窥镜技术，只花了10分钟，经鼻腔顺利取出枪钉。几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15000多例鼻内窥镜手术。

　　患者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为解除死亡对患者的威胁，有责任感的医生应该有勇气承担一切风险。我丝毫不为自己回国的选择感到后悔。相反，当我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维医道以济世，从廉行而救人。不要忘了有很多患者在等着你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