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万科在身后 南极在面前

　　本报记者 吕尚春 北京报道

　　“那里没有黑夜。”王石在解释如何度过北极的长夜时，似乎仍在回味那没有夜晚降临的天地。这是一个常识：北极是极昼。但对于穿越者而言，仍要按正常的作息时间调歇，大量的空闲时间，王石靠看书打发。“我带了一本老北大的学长张中行写的《负喧絮语》。”

　　5月16日，穿越北极归来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北京接受了本报的专访。谈起极地之行的感受时，王石的新鲜感中似乎还沾附着北极的冰意。

　　老夫子曾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在北极却可以舍去“夜”，而独留“昼”——当然，时间在这里并没有真的停歇，而王石的思绪却随着《负喧絮语》回到了过去。

　　首席员工的故事

　　张中行先生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张先生一次到河北香河一卢姓人家拜访。到了卢家附近却想不起具体位置。一位路过的中年妇女带着张先生走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路，一直到卢家门口。张先生当然要说谢谢，但中年妇女竟是稍微有些吃惊，然后是淡淡一笑。旁边的人告诉张先生，在这里指路、领路是应该的，说谢谢，对方当然觉得诧异。这让张先生想起了先前单位办公楼的传达室，一位河北妇女领着一位儿童问路，传达室男青年倒是很痛快的给指路了，但非要三元钱问路费，妇女不愿意给，但面对剑拔弩张的小伙子还是给了。

　　礼失求诸乡野！但传达室里的那个小伙子，其实原本也是乡下人。市场经济的冲击会沿着城乡间越来越畅通的路，而洗涮掉乡间的那些热肠古道吗？张中行先生的一位朋友去了伦敦，找不到目的地时，问了一位路人，那人居然让他上车，把他送了过去。张先生感叹，如果不能礼失求诸乡野，难道要礼失求诸于外邦吗？

　　对于乡下人，王石实在是不陌生，1983年万科创立之前，王石主要做饲料生意。他回顾说：“我招聘的员工，第一个是民工，第二个是民工，第三、第四、第五个都是民工。”这批员工之中，后来也有成为万科员工的，其中有一名叫做邓奕权，现在还在万科任职。创立万科之后，王石自任老师，每天下班后，给这些民工补习代数、语文、化学等课。一年之后，邓奕权成了万科的“报关员”。直到今天这位“首席员工”仍坚守在万科，而邓现在已然完成了自学高考，在拿着毕业证给王石看时，王石问是不是花钱买的，邓坚定地说：“不，是考来的”。

　　与那些曾在万科停留而又离开的人不同，邓奕权见证了万科二十年的加加减减，就像他从初中课程补起，直到自学大学课程，万科也在停一停学一学中走过了坑坑洼洼的创业之路。

　　生存在加减之间

　　“社会责任是什么？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在商场征战中获得的生存之道。”对于社会责任感，王石的诠释是那么现实，甚至可以说就是对一种生存规则的选择，而非形而上的宣言。

　　1992年的万科一度极其膨胀，在全国多个城市均有开发项目，住宅、酒店、写字楼、商场，几乎所有不动产业态万科都有涉及。但随后的宏观调控，使房地产业骤然降温。王石回顾道：“除了鞍山的东联大厦，其他都停了。”深圳海神广场停一年半之后，从写字楼、商场改为住宅，天津万科广场也转做他途，最为壮烈的是武汉万科广场，已建至地面，但在挺了五年之后，还是在无奈之中被“炸”除了，这几乎成为万科创业史上一道最难抹去的划痕。

　　“如果论速度，谁有当时万科扩张的快？”王石从1993年宏观调控得到的教训是对“术”与“道”的放弃，“对于势的把握，更为重要。”2005年一波又一波的宏观调控政策，令房地产业的挥舞空间一步步缩紧。这样的局面与1993年、1994年实在太相像了，在限制投资、倾向低价房的“新八条”出台之后，万科迅速在高层间进行了研讨。事实上，“新八条”对于万科而言，并不突兀，2001年万科即在十个城市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商品房市场的超前消费异常明显，而万科主力产品此前早已定位在105至120平方米的户型。目前为止，万科70%的产品户型仍然在120平方米以下。在“新八条”中，商品房倾斜向中低价房的户型标准即是120平方米。因此，实际上万科的步伐并不会由于“新八条”而像1994年那样，陷于停顿之中，反而会因为与形势的契合，走起来更轻快。

　　“我说万科的项目赢利不超过25%、拿土地不行贿，很多人不信，但实际上这种自觉是在积蓄不被淘汰的能量，所谓的责任感实际上是生存策略。”王石又一次对社会责任感作出了自己的注解。

　　“生存”本来是每个个体以及集体的权利，但透支还是平衡、要速度还是要稳妥，则因为不同的选择，使不同的个体或是集体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如果说万科的成长让王石对于社会、商业、规则之间的关联看得更清楚，那么登山与北极之行，则让他对于“社会责任”一词，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感受。

　　北极和南极

　　在赴北极临行前，王石与他的同伴们在首都机场，被两个并未事先通知的人拦住，他们一个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负责人潘文石、一个是中国社科院基因所所长汪建，两个人带了两个旗帜，并期望王石等人能把旗帜留在北极之巅。

　　潘文石，被生物学界尊称为“中国熊猫父亲”，长年在野外研究，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拍摄过潘文石的专集；汪建为中科院基因研究领衔之人，是知名生物化学家。

　　两位专家的寄托，令王石从踏上北极的第一步起，就背负了与攀登珠穆拉玛峰之际不同的感受。王石直言：“我登了不少的山峰，但那不过是个人兴趣。后来有不少说法，说我在个人的行为与企业、我的人生观之间发生了什么联系，其实那不过是后来人们那样说而已。”

　　“但穿越北极与以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王石对于下一次的南极之行，已有了初步规划，在南极之行的“赞助费用预算”中，将近三分之一会被用于南极多样化物种研究。

　　与此相应的是，万科集团正在考虑设立公益基金一事，当然这要股东大会的通过才可施行。这对于万科而言，或许是二十年之后才生长出的一种“自我”需求，如果查询一下可以发现，在以往历次洪涝灾害、或其他赈济行动中，万科的身影从未出现，显然，救灾所需巨款直接关乎股民及投资者的利益，除非获得股东大会的同意，否则董事会也无权决定，在其他企业频繁登上捐赠的红地毯时，万科选择了没有夹杂一丝感性的沉默。

　　退离一线的王石，起初不过是在享受坚守规则之后的时间赢余，但在不经意间，却发现了“规则”的增长点，而且一发不可收拾。那个登山的王石和今天这个登上北极后向往南极的王石，已是不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