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宇集团的债务危机在韩国引发了一场地震。股市遭遇重挫，韩国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 认真对待“第二次危机”问题。本来不愿再对大宇贷款的韩国24家投资信托公司无奈之下不得不再次援手，联合提供2．6 兆韩元贷款，银行与保险公司提供1．4兆韩元资金，这样，大宇获得了总计4兆韩元的新增贷款，用于偿还拒绝延期的到期 的商业票据，债权银团对大宇到期的短期贷款予以延长。而大宇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以个人财产（市 值约1．3兆的股票，据说这是金宇中私宅以外的全部财产）及所属系列公司持有的8．8兆韩元的股票及不动产作抵押才拿 到了4兆的资金支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宇中实际上是拼上了一条老命，来挽救正陷于解体的帝国。

　　大宇这个具有世界规模的商业帝国的解体不可能是静悄悄的。它是韩国第二大财阀，雇员几十万，债务数百亿美元， 像章鱼那样，涉及相当多的行业。在国外，总计有近600个分支机构，为其服务的外国人据称有20余万人。在中国，大宇 也是一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品牌，目前有5万辆汽车在中国的街道上奔跑。据报道，自8月起，大宇株式会社大宇北京办事处的 汽车业务部门已解散，汽车销售业务暂时中断，在华整车业务已经“熄火”（维修业务仍将继续）。

　　大宇危机的实质是债务危机。在债务的重压下，大宇的结构调整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纵观1998年到目前的这次危 机中的调整，大宇的调整颇有壮士断腕的悲壮，更有裂疆割土的苍凉。据中国驻韩使馆经商处撰写的一份报告，1998年第 4季度，大宇曾因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幸得几家金融机构全力支援才度过难关。1998年12月8日，集团宣布 将41个系列公司缩减到10个的改革方案，今年1月21日，又再次宣布出售大宇株式会社（贸易公司）名下部分不动产， 以筹得3兆韩元来改善集团的债务结构。今年4月19日，会长金宇中突然宣布出售集团旗下多家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及部分 不动产，将集团的营业范围由原来的贸易、造船、汽车、通讯、建筑、机械制造和金融等7个领域缩小到汽车、金融和贸易三 部分，系列公司数由34家减少到8家。4月末，大宇重工业保有的DECOM通讯公司的股份被三星收购，5月份大宇株式 会社位于青州等地的不动产和百货店出售给乐天集团，6月18日，大宇同总部设于卢森堡的General Medite ranean Holding饭店集团签约，卖掉汉城希尔顿饭店这个集团旗下最赚钱的系列公司，同时大宇所持韩国通讯 和HANARO通讯的股份也被处置，以此大宇共获得收益1．8兆韩元。依据这次同政府达成的协议，今年下半年被出售的 企业还将包括大宇造船、大宇通讯、大宇电子等30家企业，资产规模超过11兆韩元。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大宇电子和大宇造 船。与三星集团就汽车和电子业的产业交换计划流产后，大宇即积极同美国咨询公司接洽并于本月初签订了意向书，协议价格 高达32亿美元，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收购韩国企业个案。大宇造船同其收购者日本三菱公司的协商也正紧锣密 鼓地进行，预计协议金额约5兆韩元。同时，大宇自动车也在积极寻找海外投资者，商用车部分的出售计划渐具雏形。

　　大宇集团是韩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掌舵人金宇中从纺织品销售员起步，在30余年间，成为拥有600多亿美 元总资产，近600家海外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一代人的心目中，金宇中及其大宇集团是韩国的象征。在韩国陷于金 融危机的1997年，金宇中甚至仍能借危机使大宇由排位第四提升到第二，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当年亚洲风云人物。对 于这样一个人，简单地评论其得失是困难的，大宇的有关人士也说，大宇的失败与其说是领导人决策的失误，不如说是国家经 济危机使得企业外部经营条件极度恶化所致。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因为，长期以来，舆论对于几大财阀左右韩国经济的状况 都表示担忧，提出过批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来，韩国就突然倒地，就反映了韩国畸形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韩国危机 最鲜明地体现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这个经验总结使金大中上台后，采取了积极改革财阀的政策。1998年2月1日，金 大中政府颁布了财阀改革方案，针对财阀负债经营问题，提出禁止相互提供担保与禁止相互出资，要求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将 负债比例降低到200％以下，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来提高企业的信用中介作用等等。政府的改革使各大企业和银行不得不注 重自己的资产质量，大宇集团在这样的环境下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负债比率去年底达到526％。

　　大宇神话是政府神话的一部分，是国家神话的一部分。韩国模式就其实质，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干预，政府 在支柱产业部门和战略部门或者采用间接诱导政策，或者直接进行干预，为了推进经济发展计划，政府还推进以大企业为中心 的增长政策，政府选定特定产业，以集中支援的方式来培育新的有前途的产业。对大企业、出口企业、制造业的“培育政策” 引起金融部门的信贷过于集中，并导致财阀对银行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过于集中，以至于形成了“财阀即韩国经济”的状况， 韩国著名经济学家林阳泽指出，韩国经济只不过是由10个以内的大财阀所左右的经济。金宇中的以债养债，靠借债发展的战 略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形成的。

　　为了贯彻政府的培育战略，政府通过信贷政策，租金分配，国外贷款分配从而成为企业家“有效的风险伙伴”。根据 赵润济（yoon Je cho）的研究，韩国战后的发展历程有三个阶段：50年代进口限制和外汇配给所产生的租金总 额约占年GNP的10％－14％，租金的分配操纵在执政党和一些实权人物手中，分得租金的人从中大发横财，其中一部分 被官僚和政客所瓜分；60年代韩国将租金分配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信贷分配，尤其是出口信贷的分配，同寻租者的业绩相 联系，在出口市场上做得好，就能分到更多的信贷。60年代与国内信贷分配相关的租金估计占GNP的4％－6％。每一笔 国外贷款都必须由政府批准并分配，且国外贷款都是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70年代，政府倾向于发展重化工业，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1970年，制造业获得了国内银行贷款的46．1％，重化工业得到22．6％，到19 80年，后者又上升为32．1％，国外贷款也服从于政府的同一逻辑，1972－1976年间，制造业企业获得了国外商 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64．1％被用于重化工业。

　　韩国的金融压抑政策“不是将财富从家庭部门向政府部门进行非生产性转移的机制，而是通向储蓄者的隐性征税并对 优先工业部门进行补贴的一种机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韩国政府通过向储蓄者隐性征税，剥削公众福利以支持为数有限 的工业财阀。这些财阀是租金的享受者。在韩国政府这样做的时候，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催生了像大宇这样的大财阀，但由 于金融压抑而产生的廉价资金以及资金易得，使韩国企业背上了巨大的债务，1963年到1971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负 债率增加了4倍多，从92％增长到394％。在如此高的负债压力下，韩国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的冲击都很脆弱。而且，企业 的高负债给银行体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租金分配向选定的培育企业的倾斜，确实取得了成功，创造了江汉奇迹。但是，一批财阀的崛 起史证明，这些企业都存在着道德风险。金宇中本人也曾因为向前总统卢泰愚行贿而于1996年被判刑。韩国历届政府倾举 国之力培养出来的“伟大企业”，大多都是难以经受市场巨浪的温床上生长起来的冲浪者，其轰然坍塌固然令人悲悯，但如果 考虑到“从哪来还要回到哪去”的道理，大宇的解体就不是很自然的吗？温床没有了，温床上的孩子也就没有了。在一个新的 时代里，像大宇这样的企业本不该期望一个高歌相伴的凯旋，据说，金宇中后悔没有早些进行结构调整，而他更应后悔的是， 他不该在新时代开始的时候提出什么劳什子的“世界型经营计划”，他未能参透危机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