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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离硅谷有多远? ——中关村报道(一)

http://finance.sina.com.cn 1999年8月20日 16:13 中国经济时报

  以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和一本《联想为什么》在中关村扬名立腕的陈惠湘,一度 对七、八年前的一件小事耿耿于怀。据陈先生讲,那时他还在联想公关部就职,正值盛夏,名气还不算大的联想有机会和硅谷 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合作,去成都参加产品展示会,柳传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吩咐要从联想遴选出一批精英,在外人面前给联想 露露脸,当时选出的十几个人中就有陈惠湘。到了成都,炎热潮湿的空气让尚未习惯在夏天扣上衬衣最上边那粒纽扣的联想精 英们汗流浃背,上衣紧贴在身上,样子难看极了。望望合作方的中国雇员,人家也是这身装扮,却依然谈笑风声。陈惠湘和他 的同事们很生气,要是不同的人种倒也罢了,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人家不出汗?那时在陈惠湘们眼中,流不流汗就是最起码的 一种差距。

  如今,中关村人与硅谷人表象化的差距逐步消弥了,但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依旧。让我们来看这样几个数字:

  1998年底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硅谷有企业8000余家,年营业额近2000亿美元;中关村有企业4000 多家,年技工贸总收入400多亿元人民币。数字差异的背后,是巨大的技术差异。在专家们看来,中关村的崛起,一是背靠 中国的智力密集区,将过去未曾商品化的技术拿到市场成功转化,二是高起点吸纳了国外先进技术。中关村现在的技术,大都 是信息产业的外围技术,没有像英特尔的处理器、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样的核心技术。技术的劣势让中关村的许多企业成为硅谷 企业的“附属国”。所以,当1998年北京市提出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时候,英国的《新科学家》周刊曾发表过一篇 文章,题目叫《那是特殊的东西》,文章写道:“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硅谷不是世界上一两个最为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而是 几十个这样公司的诞生地,惠普、网景、雅虎、微软、太阳微系统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等,它制造出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 千上万个较小的公司。在这里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

  该文认为,使这个小小的种植杏树的村落变成世界计算机业原动力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雇员即股东,购股选择权 在成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是“点子+人才+资金”的模式;三是没有屏障的信息交流。而这三点是基于一个良好的政策 平台基础上的。作者认为,这就是硅谷的难以复制之处。

  差异的深层在制度

  如果说前几年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时,科学家们还有认为主要的差距在技术的倾向的话,那 么现在就记者所了解的情况来下结论,双方真正取得了一致——技术的差距归根结底是由制度造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说,对比硅谷与中关村不仅要看到技术方面的差距,更应看到技术差异的 制度因素。技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但制度是不能跨越的。技术、资金、人才是基于制度基础上的可变量,只要建立了有 利于技术不断创新的机制,让企业有不断推进技术生成与更新的动力,让人才有创新的冲动,中关村完全可以像新竹一样由外 围技术向核心技术发展;人才是流动的,有人才生成的机制,就不怕人才流失,有有利于人才发挥自身价值的制度,人才就会 源源不断地流过来,像80年代中国人才的孔雀东南飞;资金同样是流动的,哪里有利益生成机制,资金就会流向哪里。中关 村要想用10年时间真正建成高科技园区,必须清理不利于要素流动、不利于公平竞争、不利于企业发展、抑制创业者和技术 人员积极性的各项政策。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关村软规划课题组负责人赵慕兰有“中关村的理论家 ”之称,她也认为,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归根到底在体制。诸如缺乏产权激励,经理层没有期权,职工没有购股权,限制了创 业者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关村没有形成资本链条,缺乏风险投资有效运作及退出的机制;外贸、中介机构、信息获得等方 面还没有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环境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差异,我们现在虽然在向市场经济目标迈进, 但许多旧观念、旧体制还亟待突破。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纪世瀛是和陈春先一起最早下海的那批人,他在日前的一次中关村软规划研讨会上说, 机制创新是中关村发展战略的灵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科技成果只有成功转化才能变为直接的生产力,而 转化过程不只是依赖于科技成果的内在因素,外部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多好的科技成果,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转化机 制,这个过程就很难完成,就会出现改革前长期存在的很多成果停留在论文集和实验室里的状况。只谈高科技不谈转化机制就 没有谈到本质问题,机质创新问题始终是中关村发展的至关重要的要素,忽视了机制创新只谈技术创新就是忘记了中关村的本 质。与以上诸位的看法相呼应的是,在今年5月份的北京高科技国际周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风险投资与金融论坛”发 表演讲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制度高于技术(本报曾于6月18日发表过该文)。

  中关村的发展离不开适于高新技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排——这是中关村建成硅谷式的高科技园区的必要条件(必 要不充分条件)。只有在有利于制度创新的制度平台上,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成功企业诞生才成为可能。

  中关村凭什么追赶硅谷

  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给了中关村一个实现硅谷梦的契机。原来限制中关村发展的基础设 施的瓶颈将很快被打破。中关村总体空间布局的规划已制定完毕,总体空间布局由科技创新中心区、高技术产业发展区和环京 高科技辐射区三部分组成。听规划组一位负责人讲,规划的资金不成问题。

  在软环境方面,中关村目前也有通盘的考虑,涉及人才、知识、信息、资金、政策、法规、规划、环境等各个方面。

  对于比较敏感的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外贸出口问题、金融制度问题等与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定差距的大的政策层 面的问题,尽管目前看来打破这些政策限制还尚需时日,但国务院的批复中“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将使中关村能够 在真正落后于硅谷的机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主动权掌握在中关村人手里。

  中关村唯有在“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的鼓舞下,动手打破束缚发展的各项政策,清除各种有碍发展的不利 因素,中关村人才可以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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