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财经》杂志发表舒立的文章认为，光大事件的根源之一在于光大集团长期以来享有的极大“企业自主权” 。这种自主权有时发展到超常的程度，外部毫无约束，内部难以制衡，几百亿上千亿的企业一个人掌盘，数亿元资金的调度投 放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因为缺乏制衡安排与约束机制，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得好，公司或许能有一段好的发展，但只要“控制”失当，则后果极为可怕。如果“内部人控制”的 又恰恰是资金庞大、享有金融特许权、而且具有国家信誉光环的金融机构，“控制”失当的后果便不堪设想。 　　

　　光大集团这类金融公司在体制上还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官本位”制，其直接结果就是选择公司管理层考虑级别因素 ，导致官商不分，更无法保证真正的企业家掌握企业经营权。至于在市场经济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约束激励机制”、“经理持 股”之类，在这类级别很高、而且涉身于典型市场环境中的国有金融性公司恰恰不可能予以考虑。而没有真正企业家的企业注 定不可能成功。 　　

　　胡舒立认为，对光大、对“信托”、对“窗口”，必须明确究竟其是政府机构还是独立公司。如果是公司，则按公司 制的规则办，在内部切实建立起产权约束、专家经营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外部则明示其“国有”绝不等于国家的事实。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还可利用香港市场环境进行产权重整，将公司从单一所有改组成多元持股，以确保“所有者缺位”不再发生。 这不仅是此类公司摆脱困境、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制度性保证，也是中国防范未来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