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方式:与李春城对话

　　易中天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李春城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 “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因为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而且，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作“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说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 “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作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 “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 “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之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这可以说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

　　李春城又问，第三？

　　我说，建设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就应该说是给人民政府注入新鲜活力和运作动力的“强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计，强本之方，中天先生过奖了。

　　我说，倒也没想要刻意拔高，只不过想把话说透彻一点，增加一点力度罢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三件事，其实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有关联。三个故事，三个说法，三个关键词。

　　李春城问，哪三个关键词？

　　我说，科学、民主、法治。城乡一体化对应着科学，基层民主建设对应着民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对应着法治。当然，这种对应也不是绝对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这三种精神。比方说，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科学统筹、民主实施、依法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包含着民主决策、依法选举、科学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则体现着依法行政、科学规范、民主监督。总之是科学、民主、法治。这是全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李春城歪着头看我，没说什么。

　　我接着说，当然，我不能肯定你们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事，只要做得对，就一定会体现出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是普适价值么！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还想把你们的实践，你们的经验，再概括为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成都方式。

　　李春城问，为什么是“方式”呢？

　　我说，因为别的表述都不合适。我是不喜欢什么“共识”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看看历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么成功的“共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华盛顿共识”也破产了。不是这些“共识”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民族的“共识”。再说了，你自封为“共识”，人家认账吗？人家投票了、签字了吗？

　　李春城又问，为什么不能是“模式”呢？

　　我说，“模式”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模式”，即模型与范式。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定型”，模型嘛！也意味着“就范”，范式嘛！还难免意味着一成不变和故步自封。当然啦，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人，也许并没有这层意思，但总是给人“照葫芦画瓢”的感觉。因此我既反对“共识”，也不赞同“模式”。

　　李春城再问，“方式”就好吗？

　　我说，方式不是“共识”，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要 “共识”，却不能没有“认识”；可以不要“模式”，却不能没有“方式”。因为虽云“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但这条路怎么走，怎样走才既符合本国国情，又方便快捷，还可以持续发展，就取决于“方式”了。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你瞄准了方向，也选对了道路，但是不会走，也要出问题。因此，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顿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而且，方式是具有操作性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落实中央和上级精神时，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操作。也就是说，你们要考虑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样做”。这就要有“方式”。你们的成功经验，也正在于找到了“方式”。当然，这不是说，只有你们才找到了方式；也不是说，你们是孤立地创造方式的；更不是说，你们的方式就尽善尽美了。其实所谓“成都方式”，其中“成都”二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重要的是“方式”。而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当初你们想到过要创造一种“方式”没有？

　　要把工作当作事业去追求，当作学问去研究

　　李春城在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水，然后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李春城说，其实“成都方式”是你提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下来，一直做到了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有具体问题要解决，但在不同时期总会碰到事关全局的事。这就要思考一些在我们这个地方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找到能够统揽全局的办法。或者用你的话说，就是“方式”吧。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几项工作，之所以几年来一直在抓，而且还要长期地认真抓下去，可能就因为它们带有全局性，也说明当初我们从这几个问题着手是对的。至于说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站在更理性的层面去概括和总结，坦率的讲我们做得还不够。你这个概括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有助于我们深化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我说，春城书记过谦了！我总觉得，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比较系统的想法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系统的成果。“成都方式”是我提出来的，“成都故事”却是你们在广袤大地上脚踏实地“写”出来的。没有“成都故事”，就没有“成都方式”。总不会是我“自作多情”吧？

　　李春城说，要说一点想法都没有，也不真实。准确地讲，应该说我们对某些问题可能比较敏感。我们是做实际工作的，就像鸭子在水里面，水温如何还是能及时感觉。“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水凉了，这个鸭子也知道。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让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张真正能够在老百姓当中得到认同，得到体现，能够防患于未来，确实有许多问题要想，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环节要抓。不想，不做，不抓，是不行的。这也是责任所在吧。至于其他，就“卑之无甚高论”了。

　　我说，你们做的这三件事，不管哪一件，总归是改革。改革就会有障碍。那么你觉得难吗？

　　李春城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应该说只要是我们下决心想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至于我们做的这些事，涉及到的方面确实比较多，从工作的指导思想，到一些重大的利益关系和具体的行为方式，都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调整，不可能不难。那么做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初步见到了成效。原因我想可能有三个。

　　我问，哪三个？

　　李春城说，首先得益于我们有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大家的思想观念和心理承受能力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基层干部，其实是希望改革、盼望改革，希望和谐、盼望和谐的。

　　我说，嗯，这算一个：人心思治。

　　李春城说，第二就是大的环境，大的氛围非常之好。比方说更新施政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比方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抓好城乡统筹；比方说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基层民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所有这些，党中央都做出了很多布置和要求，这就在大的方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省委、省政府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成都的工作，要求成都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政府改革，而且实实在在地为我们创造条件。比如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涉及到政府职能机构调整、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省委、省政府都是一路绿灯。推进城乡一体化，应该说一开始就是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书记、省长都到第一线调查研究，省委全委会的同志还专程来看进展和情况，向全省宣传、介绍。党内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省委同样一直给了很大的支持。前不久在新都区专门开了一个现场会，就是在这个现场会上宣布在全省试点。这一切都为成都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这个氛围很重要。有了这个氛围，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来解决了。

　　我说，这也算一个：领导支持。但是事情还是得你们做？

　　李春城说，事情是我们做啊！也还是蛮难的。其实做到今天，我作为一个主要的推动者，我是非常感谢我们成都的广大干部。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又进一步加深了对我们干部队伍的认识。我在大会说过几次，成都的干部队伍素质和哪个城市相比都不差，这几年来的实践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说，这算第三个：队伍得力。我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和成都市不少干部都有接触，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深有感触。我觉得成都的干部队伍相当优秀。他们不是上面有什么布置，就在下面轰轰烈烈一把，走走形式，然后写一个报告交上去了事。很多地方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大家也习惯了。但是我发现成都的干部很有意思，就是他能够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结合他那个地方的实际，想出可行的甚至很聪明的解决办法。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因为有时候上级党委、政府可能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提出了一个总体要求，具体的事情怎么做，落到实处还是要靠基层干部。你得让他出工又出力，到职又到位，用功又用心啊！因此我很关心，为什么你们成都的干部队伍有这么一个精气神？为什么精神状态这么好，工作热情这么高，凝聚力这么强，还那么爱琢磨问题？

　　李春城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的决策要真正变成干部的共识，这是要靠手艺的。其实就是要把事情看准，把问题看透，把工作抓到点子上，抓那些确实要抓，抓了又确实有效果的事。这样才能让基层干部觉得，这件事该干、能干、有意义、干得好，而且只要认真干好，就会得到肯定，自然干劲十足。

　　我说，这点我是注意到了，他们是既有积极性，又有成就感。用你的话说，就是“很在状态”。我也觉得“在不在状态”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在状态”，不但工作做得好，就连身体都会好。我在成都这两个多月，马不停蹄，日以继夜，仍然“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可能就是“在状态”的原因。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个概念？

　　李春城笑着说，这是体育概念。我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球队、田径我都做过运动员，我知道“在状态和不在状态”的区别。比方说，赛球，我们实力很强，平时配合也不错，可就是不知道这场比赛怎么回事，怎么打怎么别扭，莫名其妙就输给了不该输的对手，下来后自己都觉得奇怪。这里面原因很复杂，但概括起来就是状态不对，不在状态。但是对于我们的基层干部来说，怎样才能保证“在状态”呢？就是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个人的人生价值是和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紧密联系到一起的。这就是良好精神状态最宝贵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就能在干部脑子里落地生根。所以我一再强调：要把工作当作事业去追求，当作学问去研究。

　　我说，所谓“在状态”就其本身而言，本无对错。人总是应该在状态，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在状态”去干什么。一个小偷也可以“在状态”，偷什么都顺手；也可能“不对劲”，怎么都偷不着。所以，你干一件好事，越在状态就越好；干一件坏事，越在状态就越糟。那么，你如何保证干部既在状态，又在做一些正确的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李春城说，还是你说过的三条，科学、民主、法治。我们成都这些事能够做得下来，大家觉得还不错，就得益于科学、民主、法治，否则也做不到今天。比如推进城乡一体化，我们的原则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是有些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你不能破。比如你要发展怎么都行，但必须按规划来。超出规划在纪律上不允许，你还违法。包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都是要始终贯穿民主决策、科学规划、依法行政的这种理念，保证决策是正确的，制度是健全的，设计是合理的。

　　我问，有问题吗？

　　李春城说，应该说问题还很多。比如城乡一体化，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进这种办法和路子，热火朝天地推进，热火朝天地实施。但是要解决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要解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的问题，就必须要把统筹发展这篇文章做好。这里面难题就多了，有点像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钱从哪来，人往哪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现在我们破了题，取得了比较好的发展，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多。比如我们的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远没有到位。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该怎么管，都需要做一个全面的鉴定。我们的干部过去搞审批，现在做调研，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直接权力小了，或者说具体权力小了，工作难度大了，那么大家适不适应，习不习惯还要有一个过程。另外，由于干部群众的民主素质、民主意识都还处在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当中，所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比如我们在村支部书记选举中就发现选举不规范。拉票的人跑到群众当中去，说我给你5元钱或一包烟，你投我一票。还有，个别乡镇党委书记的素质与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但是党员选了他，你就只能让他继续干下去，当然也迫使我们不断地改进完善办法。诸如此类不尽人意的问题还比较多。但这是正常的，我们也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因为这些事情你必须做。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成都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我说，你们有过接受批评和质疑的思想准备吗？这些事情，你们做了，我也准备说，说出去以后肯定是议论纷纷，不会是一片叫好。

　　李春城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渴望听到批评意见，甚至是骂声。因为这些事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而且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即便是这个“第一步”，也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的地方。这就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以我个人的经验，其实有些反对的意见可能还看得准，很有借鉴，很多时候比支持的意见帮助还大。总之，不管怎么骂，只要你有合理的东西，就都为我所用。

　　我说，我现在就有问题。我的问题可能刁一点，就是农民究竟有没有拒绝“城乡一体化”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你们现在做法我知道，是先建后拆，把新家给农民盖好，请他去看，满意就搬。那么会不会有农民说好房子我就是不住，我就爱住不好的。你跟他解释，说不向城镇集中，城市文明就没办法普及到你那里。他说我就不要城市化，我就不要文明，我就喜欢野蛮。这是有可能的。

　　李春城说，不是“可能”，而是“确有”。不但农民有，市民也有。于是他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讲他们的一些具体解决办法。然而我听着听着却走了神，不在状态了。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的问题，是只能在实践中解决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造世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田野草莽中的实践，常常是比高头讲章和官样文章更有价值，也更能让人回味的东西。

　　(本文节选自易中天新著《成都方式》，本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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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