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邓亚军：不经意成了冠军

　　“对科技工作者来说，灾情就是信号，就是命令。”刚刚荣获了第七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法医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在回忆起“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和2005年年初发生的东南亚海啸时爱笑的她嘴角依然微微翘着。

　　邓亚军说自己的一生从来没计划过什么，但是她在硕士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领导包括博士生在内的150多人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2005年，在对印度洋海啸 遇难者尸体进行ＤＮＡ检测的工作中，她取得的成就更令世界瞩目；2005年5月4日，32岁的她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一个“不经意”间成了冠军的人。邓亚军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意外”，但她今天的成就却并非意外，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追求完美和追求压力的性格。

　　三飞广州

　　采集ＳＡＲＳ阳性病人血样

　　2000年9月，我从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大队来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工作，并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的研究，2001年又领导生产部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 的测序工作，中国水稻基因组研究的文章发表在2002年4月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杂志上。

　　2003年初，一场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瘟疫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人们谈“非”色变，“ＳＡＲＳ”扰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对于一线的科研人员，疫情就是命令。为了尽快研制出检测ＳＡＲＳ病人的试剂盒，能够快速确诊和排除ＳＡＲＳ病人，我主动请求去采集ＳＡＲＳ阳性病人的血样。

　　那时候是四月末，北京和广州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连续三次飞往广州采集ＳＡＲＳ病人的血样，并且都将样品安全带回北京，保证了捐赠给国家的30万份用来检测ＳＡＲＳ病人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成功研制。

　　2003年5月，为了检测出ＳＡＲＳ

病毒的特性，并研制出相应的抗ＳＡＲＳ药物，我又连续在Ｐ3实验室工作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根据国家规定，对于这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病毒的研究，需要在三级安全实验室（即Ｐ3实验室）里进行。进入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必须身着三重厚厚的、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和三层口罩等装置，进行严密防护。当时北京正值盛夏，在这种状况下不要说做复杂的科学实验，就连呼吸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人很难在Ｐ3实验室里连续工作4小时以上。但是为了争取时间，每天都在Ｐ3实验室里连续工作8－9个小时。最后终于从ＳＡＲＳ病人的血液、口腔拭子、粪便等中分离出了ＳＡＲＳ病毒，并进行了传代培养。 由于在“ＳＡＲＳ”研究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表现，2003年7月，我被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委员会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党支部授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主动“请战”

　　圆满完成

海啸ＤＮＡ鉴定

　　2004年12月26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海啸袭击了斯里兰卡、泰国、印度、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南亚国家。剧烈的海啸顷刻间将如泰国普吉岛这样的“人间天堂”变成了“地狱”，同时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官员指出：“目前灾民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危险，而且很可能将成为第二轮死亡高潮”。

　　12月29日，我们向中科院生物局和国际合作局等有关部门递交了“请战”报告。作为专业的鉴定人员，在大型灾害来临的时候，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灾区，了解灾情。这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的报告立刻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2月30日中午，报告获得批准，晚上就乘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当时我很清楚，这种大型的灾难总是伴随着各种恶性传染病，甚至瘟疫等，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还分别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希望他们还能记得我。但却没有敢将去泰国的消息告诉年迈的老母亲。

　　12月31日凌晨5点半，我们从曼谷转机至普吉，当天上午就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攀牙，现场了解灾情。进入攀牙灾区，眼前的情景令人震惊不已：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来到攀牙一处存放遇难者遗体的寺庙时，距离寺庙约1公里的地方，就可以闻到强烈的尸臭味。寺庙里的场面更令人触目惊心：尸体高度肿胀、腐败，一排排横陈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蛆虫从尸体的嘴里、胸口、胳膊和腿上不停地冒出，那是真正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距离尸体不足两米的地方，是一个遮阳棚，许多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着。

　　我们走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是中国来的ＤＮＡ援助组，愿意提供任何帮助。他们非常高兴，据泰国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最缺乏的就是进行尸体识别和ＤＮＡ鉴定的专业人员。

　　2005年1月1日，我们直接赶到昨天的寺庙里，立刻投入工作。穿上从国内带来的防护服，走进摆满了尸体的现场，当时是36度的高温天气，大太阳晒着，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胸闷、气短，几乎站立不住。一天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小组共检验了50多具高度腐败的尸体。每打开一个包裹尸体的袋子，就会有强烈的尸臭味扑鼻而来，每一次都要竭力控制着胃里的翻江倒海，不让自己吐出来。还要随时提防尸体上的蛆虫顺着鞋子爬到身上来。实在累得不行了，就休息上几分钟，中午的时候，看着满场的尸体，闻着现场的味道，谁也没有胃口吃饭。

　　初到普吉的几天里，他们就一直和泰国的法医们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出发，晚上7点回来，再去普吉警察局与国际ＤＶＩ的人一起开会，在泰国的十几天时间里，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因为工作辛苦，压力大，还常常失眠。发现的遇难者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欧美国家，泰国死亡人员的总数约5400人。

　　在2004年12月31日晚国际组织的协调会上，许多国家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么多遇难者的ＤＮＡ鉴定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为了统一标准，这些样本应该在同一个实验室进行检测，而泰国所有的ＤＮＡ实验室是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量的法医ＤＮＡ鉴定的。

　　2005年1月1日，我们在国际ＤＶＩ的会议中提出，“愿意承担泰国此次海啸中所有遇难者的ＤＮＡ鉴定，并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这句话一出口，立刻震动了在场的国际同行。全场安静了近30秒的时间，会议主席嘴巴大张着，楞在了那里。随后，全场掌声四起。

　　1月12日泰国政府就此次泰国所有海啸遇难者的ＤＮＡ鉴定一事，向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来了照会。正式宣布此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ＤＮＡ鉴定交由中国来做。这也是我们与各国专家和泰国同行斗智斗勇的结果。我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泰国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其他国际救援队的好评。

　　自1月15日到6月11日，我们共分四批收到泰国送来的1596份样本。几经曲折，我们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对泰国遇难者ＤＮＡ样本的检测工作。2005年7月1日，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代表中国将我们的泰国海啸遇难者的ＤＮＡ检测结果，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向泰国总理和泰国政府进行了移交。此时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感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骄傲和自豪。

　　（本报记者毛晶慧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