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钢琴与爵士乐

　　上海男人是懂音乐的。上海男人陈丹青曾经¬在上海的陋苍听到一回巴赫帕蒂塔，“却是弹得好极，时在盛夏，帕蒂老八路一连串清这的旋律真如风动水流，在中国有知音”。陈丹青在他的小学后弄堂，还听到过比自藏的所有莫扎特奏鸣曲CD更精彩的弹奏。“掌灯时分，弄内有女人下班的高跟鞋走过，有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油锅煎沙与研究会盏嗑碰的全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　

　　哪怕在文革期间，在上海卢湾区徐汇区原¬法租界阔人聚居一带，花园洋房，隔着篱笆，严严实实的窗帘下面仍然有哪位“资产阶级”本人或他们在教他们的子女弹琴。

　　至于爵士乐，老上海人都不会忘记，当年新仙林舞厅有个著名的华人爵士乐队，叫做吉美金乐队。乐队灵魂人物吉美金出生于中产以上家庭，曾经¬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后来辍学组建乐队，红遍上海滩。

　　当时上海的富家子弟，会玩一些西洋乐器是非常时髦的，不但可以自娱，还可以在Party上出出风头，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很受同阶层小伙子的羡慕或者嫉妒。

　　1948年底，因为上海的有钱人纷纷去了海外，舞榭歌台渐渐冷落，吉美金乐队也就盛况不再了。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已经¬被称为“老年爵士乐队”的吉美金乐队又重新出现在一些顶层饭店里，演奏的都是四十年代外国流行“金曲”，像 《我时常追逐彩虹》之类，但这仅仅只能用来怀旧了。

　　文明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西风劲吹，市面繁荣的时代。不仅是女性审美收到西方思潮影响，就连男性在审美和品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爱玲对上海绅士的生活细节描写得比较深刻，《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就是一个典型，“一班少女在范柳原¬里找到她们的理想丈夫，富豪，聪明，漂亮，外国派。”张爱玲描述道。

　　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以后，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三十年代的老小克勒，穿西装、烫头发、红木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

　　文明棍也叫“司的克”，其实就是细长的拐杖，当时那些新派男人，尤其是留洋回来的，都喜欢嘴叼深棕色胶木烟斗，手拿一根“司的克”，煞有派头。

　　怀表

　　虹影在《上海王》里写道，“一辆黑色汽车在一品楼书寓门口刹住车，黄佩玉从车里出来，戴着一副墨镜，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一边等候。他不用掏出怀表看，就知道自己来得准时。”

　　在所有描写上海男人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上海的男人总是带着一条挂着链子的镀金怀表出场。怀表的价值已经¬远远不是提醒人们要有时间观念，而是体现了一个男人的尊贵和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