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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娟/文
据导演王光利自己说，新片《血战到底》讲的是一个骗子如何把一个傻子变成一个疯子的故事，但后来傻子还反治了这个骗子。“其实是有很强的寓言性的一个故事”——修车师傅吴镇宇满足不了妻子梁静，整天做噩梦梦见自己光着身子在巷子里跑，老婆打扮得性感妖气紧追其后；吴的生活里各种倒霉事不断，算命大师刘仪伟说他命里犯小人，得灭了小
人日子才能好过，于是吴踏上了他“灭小人”的征程，最后所有人的关系都串了起来，导演大网一收，故事就算讲完了。电影运用的镜头语言杂七杂八，掺着成都这个有名的享乐城市热腾腾的人气和玩闹精神，背景音乐都是成都方言版的；麻将声噼里啪啦一响，桌边人个个严阵以待，准备着随时“血战到底”。吴镇宇操着一口怪异的普通话满街追杀时，正经的逻辑不是很行得通，观众较真不得，看着高兴就行了。
王光利说他现在拍的电影风格可以叫做“嘲讽现实主义”，虽然他最想拍的其实是“批判现实主义”，再黑色一点，再狠一点，比如北野武那样的。不过他不跟制度较劲，只是忙着在“规范”之内自由发挥。
对于手头上的新片，不介意恶搞，也不介意炒作，王光利摆出跟大众娱乐开放合作的态度，不仅电影里充斥着各种“使坏”的细节，片子出来后还找来胡戈又剪了一版“解构”的宣传片。王光利说自己是不可能成为“超女”或者“馒头”这样的娱乐明星，但他的确希望可以在大众娱乐里找到能够欣赏和借鉴的东西，“娱乐的东西没有对错，只是态度问题，不要故意伤害别人，大家放松一点。做什么都可以做到极至。而且电影这种东西，最早不就是巴黎咖啡馆里一身臭汗、抽着劣质雪茄的工人看着一乐就完了吗，都是玩和生活。先把基础做好，有观众来看，有了温饱然后再出精品。”
关于电影这个东西，王光利说自己小时候就受“戕害”很深，人家告诉他前一天露天电影打仗片里剩下的子弹壳还都在昨晚上那块大幕布底下呢，他立刻就跑去捡。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他是学校电影协会的领导，放电影，写影评，开座谈会，还曾经领着一帮人到上影厂跟谢晋理论电影应该是怎么拍的，结果没有受到接见。那几年第五代刚刚出来，正是意气风发，王光利忽然觉得一直以来自己看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国产片子都在骗人，不真诚，刻意雕琢，应该反对。
从师范大学的教育系毕业后，王光利被分到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流行苦闷，他也苦闷，搞电影似乎是当时惟一能提起精神来做的事情。1992年的7月1号到7号，他扛着法国朋友好心借给他的机器开始了第一个作品的拍摄，镜头里的人和生活都是自己熟悉的——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在最后一点的校园时光里对过去四年的缅怀和评价，对未来的种种不安和期待，散伙饭，打包行李，火车站送别，都是真实的记录，被拍的人状态也很放松，有些牢骚，有些敏感言论，于是这个叫《我们毕业了》的片子虽然没通过审查，倒是在国外受到不少好评，片子在几个国家放映时还有人给他捐钱，几百美金寄到了北京。也可能是因为天性随意，这段他轻描淡写的“从影”经历对他来说还是很美好的回忆。
说到电影市场，王光利就刹不住在“商业”和“艺术”这两个词上下工夫解释，他自己都说这叫“矫枉过正”。“商业应该是跟慈善对着的，不是跟艺术，不要把不卖钱的片子都归成艺术片。举个俗点的例子，凡·高的画是艺术吧，那卖那么贵，你说是不是商业？”总之在他眼里，“商业”绝对不是“艺术”的反义词，况且浩浩荡荡一个剧组跟着自己折腾半天，“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他觉得电影可雅可俗，就像开饭馆，可以是精品川菜也可以是包子铺，但没人会开个没人吃的馆子。反正没有观众他就不拍电影了，电影总归是要给人看的，不管是大众还是小众，大师们的闷片总是有文艺青年捧场，再地下的电影也还是有人想着法子翻出来做成盗版DVD，“第六代”在国内禁了，在欧洲一样受欢迎，“你总不能说卖外汇就不叫卖钱吧？”在王光利看来，聪明的导演要心里揣着市场，做好算术作业。这次跟香港演员的合作让他觉得很爽，因为知道规矩，可以沟通“算术”的问题。
王光利说他坚持一点，就是只拍当下的生活，中国太多导演花太多的钱去拍古装片了，该有人关心一下眼皮子底下的人和事。说起这次在《血战到底》里客串的贾樟柯和王小帅，他的两个“第六代”朋友都拍过的带着青春期印记的片子，王光利想了一下笑说自己还真没有过这种表达冲动，“大概他们太爱自己了，我不够爱自己吧；再说他们都拍了，我也就不用再拍了，市场已经不需要了。”
不拍电影的时候王光利没事就拉着人讲故事，报纸杂志上看见的，饭局里的段子，道听途说来的，添油加醋，翻炒几下，没准儿就有了一个戏的梗概，下一部跟吴镇宇合作的《老虎、棒子、鸡》就是这么聊出来的。现在《血战到底》还在北京公映着，王光利人已经跑到香港去准备和王晶合作的下一个“黑帮电影”了，据说这回的故事讲的是“千人卧底”，听起来像是个很宏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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