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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波/文
现在是娱乐时代，一切都可以拿来玩，并且玩得不分青红皂白，不分高下优劣，不分精英草根，不分专家外行，只要说句想如何就如何，或我的什么我做主就理直气壮横行天下了。想当初娱乐之风，祸起萧墙时，文化艺术界还能事不关己甚至推波助澜，不料引火烧身就在转瞬之间。继音乐电影娱乐化之后，文学也终于被娱乐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余华
的《兄弟》出版。
虽说文坛从来不是净土，但是娱乐化进程一直受到主流文学和主流舆论的抵制，拿句套话来说就是大多数从业人员和读者是好的，媚俗跟风的尚形不成气候。但是闭关多年的余华，一出《兄弟》，格局大变。《兄弟》虽不是文学娱乐化的全部原因，至少也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滑稽之处在于，余华原本是文坛企盼救市的稻草，不料派了相反的用场。不知这算不算大势已去？
《兄弟》闪亮登场后，市场果然不出所料，十分红火。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是恶评如潮。应该说这责任不在评论家。余华是当前这批最有话语权的评论家的最爱，也是他们艺术良心的底线。评论家从来为稻梁谋，但是不能付出太多，不能蚀了老本。《兄弟》离好小说的标准太远了，离余华自己的巅峰也太远了，承认《兄弟》，就要颠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关键时刻，评论家轻重还是分得清的。
有人说余华对评论家们的态度深感意外，这好像是在混淆视听。《兄弟》出版至今，余华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的作品。这是作家的大忌。余华如此，先是底气不足，后是对评论家的失望以及无奈，只得越俎代庖，自己证明自己。
在舆论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支撑余华的就剩下市场了。余华不只一次表示，自己从不为评论家写作，而只为读者写作。这种表白显得毫无新意，毫无才气，张艺谋、陈凯歌被逼急了，都是拿票房市场说事，以求解脱。余华比张陈二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余华丝毫没有表露用《兄弟》摘取文学大奖的意思，而张陈投机奥斯卡的心思太明显，等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兄弟》(上)虽说了无新意，肤浅啰唆，但毕竟写了残酷中的温情，乱世中的亮色，情感的力量尚在，还能满足不谙世事的年轻读者和对余华好感深重的成年人。这多少也受益于我们历史的模糊性和健忘性。然而等到了《兄弟》(下)，特别是李光头发迹后，讲史画鬼的便利没有了，需要真刀真枪的真功夫了，余华的劣势一览无余。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余华对财富的认识还停留在全民下海经商的初级阶段，还不连大方带小方一起贻笑吗！
有市场，不等于好，这已经是共识了。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市场还小吗，但批评永远比赞颂多。余华恐怕也是。略有不同的是，电影比较通俗，不需要多少艺术修养就可以品头论足。小说则不同，读《故事会》和读《收获》都是爱好文学，其差距又岂只天壤之别。对《兄弟》的评价，可以说懂小说的都不叫好，至于那叫好的50%读者懂不懂小说，就不清楚了，懂不懂都没有证据。不过这不重要。在娱乐时代，流行不需要理由，有人追捧喜爱就可以了。因为流行是发烧友追星族推动的，而这些人的行为从来不受理性支配。
在余华之前，文学也有作家作品流行，但那些都不典型。有的可能只在一个固定人群中流行，如郭敬明、韩寒，出了这个人群就什么都不是；还有的流行范围比较广，但作者不是专业，读者真是喜欢书，没有追星的意思，如《狼图腾》和《藏獒》。余华则不同，他是经典作家，有经典作品，他的流行就带有某种标志性，即纯文学也开始娱乐了。雅俗共赏不算全娱乐，因为那还是各取所需，追星才算是全娱乐，因为追星已不分青红皂白了。看不到《兄弟》和《活着》差别的读者，只有拿追星来解释了。
余华的处境与张艺谋和陈凯歌十分相似，张陈近年一拍电影就挨骂，可越骂越流行。也许是有过《红高粱》和《黄土地》，观众就有极大的耐心等着下一部好片问世，尽管一再因《英雄》和《无极》失望，却仍不绝望。所以张陈的电影流行，是因为那已不只是一部电影，而是个事件，是个人们习惯关注的事件。电影一旦成了事件，就无所谓好坏了。所以张艺谋原先还为电影评价与记者着急上火，现在却无所不用其极地吸引记者的注意力。过去是电影拍好了再炒，现在剧组一成立就开始炒。余华和《兄弟》现在也成了事件，无论雅俗都要参与评说。这是流行的最佳状态。
世间的规律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张陈二人正得意自己的票房业绩之时，世界电影大奖的铩羽便接踵而来；余华以排行榜榜主的身份，还击文坛反目无情时，心里想必明白自己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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