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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前作曲家陈钢因一曲《梁祝》而闻名于世，上世纪70年代他又以《苗岭的早晨》等《红色小提琴》系列风靡全国。之后，陈钢却新作寥寥，坠入“失声”状态
相对于谭盾、郭文景、陈其钢这样一批蜚声国际的音乐家来说，国内音乐家的创作境况几乎是捉襟见肘“如果我写出一个交响曲作品请交响乐团演奏，动辄10万元以上的费用，如果这个作品要进音乐厅演出，至少又是10万元的投入。在国内活动的作曲家，哪里能承
担得起这样的开支？”陈钢说，这些，是他近20年来创作缓慢的现实原因
本报记者吴丹发自上海
12月2日，一场庆贺陈钢教授从教4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将在上海贺绿汀音乐厅举行。
这是一场没有《梁祝》的音乐会。尽管，70岁的陈钢已经跟《梁祝》紧密联系在一起长达46年。
音乐会上半场是包括《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作品在内的《红色小提琴》系列，这些作品已由世界古典音乐权威品牌DECCA公司买断版权在全球出版。下半场则是陈钢最得意之作：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演奏这些作品的是当年的首演者、现任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潘寅林。
提及陈钢的作品，脍炙人口的皆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创作。而此后的20年间，这位作曲家的新作寥寥。46年前，他以一曲《梁祝》奠定了中国乐界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对于这个高峰，他自己也承认，无法再逾越。
“今天的我，已不再有年轻时的纯真和激情。”他认为，《梁祝》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产物，“今天哪怕写出再优秀的作品，《梁祝》的影响力也会一直存在，不可覆盖。”《梁祝》，不可能再有的激情
1959年，两个年轻学子凭着青春才情，写就了一曲千古绝唱。
这一年，24岁的陈钢与何占豪一起谱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国庆10周年献礼。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的盛况，让70岁的陈钢仍记忆犹新，“我一直紧张地躲在后台。全曲演奏完，观众开始并没反应。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很长，也许很短，掌声忽然就爆发出来，所有人站起来，抹着泪，一直鼓掌……”
不知所措的指挥和小提琴演奏者俞丽拿面面相觑，操起乐器，重头又来了一遍。这在新作首演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回忆起那个年代的质朴，陈钢将人们激烈的反映视为“真正发自内心的激情”。
“今天的社会充斥着膨胀的物欲，人们早已没有了这种情感。我也不可能再有那种纯情——我们创作时，真的是不求名利、不求功禄。”
当《梁祝》唱片发行百万张时，陈钢在文章里这样纪念那段激情岁月：“我们一心一意地投入角色，含着泪，绞着心，与乐曲中的主人公同命运。”
陈钢认为，《梁祝》之所以成功，与当时的创作手法有关，“我们首次以小提琴这个世界性的语言去创作，模仿中国二胡、古筝和琵琶。”这种中西结合的首创手法，使得《梁祝》突破乐器的限制，迅速在全世界流传。一个马来西亚华侨曾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梁祝》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它又能走进不同时代听众的心灵，这就是它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陈钢觉得，目前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考虑听众感受，缺乏感情的流露，缺乏人性的思考，“他们喜欢自我欣赏，不考虑音乐到底要传达什么？观众都听不懂，怎么可能被打动？”
“音乐和写作，都必须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陈钢说。《梁祝》“纯情”的时代逝去，一代人的生活状态也随之改变，今天的自己，已不可能再写出超越那个时代的作品，“每个作曲家都想超越，但创作是由不得自己的。”我是中国第一个尝试现代派的作曲家
“在音乐上，我做了两件对得起历史的事，一是《梁祝》，一是《红色小提琴》。”陈钢笑言，自己不会拉小提琴，却写出中国影响力最大、数量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
他说，人们对他的印象只停留在传统的《梁祝》上，“但谁也不知道，我是中国第一个尝试现代音乐创作的人。”
《梁祝》之后，陈钢一直想在音乐创作上寻找新的突破。1963年,他在为喜剧电影《球迷》作曲时，尝试将中国的戏曲过门、民歌与西方的现代作曲技巧“交响爵士”手法相结合。可电影还未上映，音乐就被“四人帮”打成“离经叛道”的“现代派的邪作”。“文革”10年，《梁祝》和《球迷》被视为“每个音符蘸着反党毒汁的大毒草”。陈钢被关进“牛棚”，如入地狱。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偷偷写出了《红色小提琴》系列小提琴协奏曲。
“‘文革’时期的上海，有10万琴童在学小提琴,那时学了小提琴就能获得免于上山下乡、投奔文工团唱样板戏的好机会。”陈钢记得，当时“‘洋、古、名’曲都不能拉，大家都不知道拉什么好，潘寅林和一些小提琴家都希望我能创作一些新曲子。”
1973~1975 年的3 年间，陈钢一口气写了8首小提琴协奏曲的小品。《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些作品甫一出炉，立即风靡全国，“大街小巷，都在拉这些曲子。”
陈钢的作品，大多受别人之邀而创作。他也感叹，不是这些人的邀请，这些作品也许就不存在了。
1985年，美国双簧管演奏家彼得·库柏尔(P e t e r C o o p e r)特地赶往上海，邀请陈钢创作中国第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在香港艺术节首演。
“这一次，我仍用现代技法去创作，为了模拟西藏号角沉重、不稳定的声音，我用合音、微分音去创作，赋予了双簧管全新的演奏模式。”音乐会相当成功，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首曲子都没有在内地演出过。
陈钢解释，以作品的难度，直到今天国内还是没有一个双簧管演奏家能尝试这个作品。“明年，彼得·库柏尔将在美国把这个作品录制为CD。我想，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他们如果听到的话，一定会惊诧，我在那么早就使用了他们今天的手法。”
对于这些作品的籍籍无名，陈钢看得颇淡，“只能说，我走得比较早。这是一个时差问题。”当代作曲家处境艰难
“现在的作曲家，处于一个很艰难的时代。”对自己从事了一生的职业，陈钢作出如是评价。
80岁的作曲家朱践耳对此也感同身受，“我亲身体验了做严肃音乐的难处，无论是道义上还是经济上，我们的创作都得不到支持。法国政府文化部会出钱请作曲家创作，电台也会为作曲家免费录音，有的国家民间有基金会赞助，但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相对于谭盾、郭文景、陈其钢这样一批蜚声国际的音乐家来说，国内音乐家的创作境况几乎是捉襟见肘。
“如果我写出一个交响曲作品请交响乐团演奏，动辄10万元以上的费用，如果这个作品要进音乐厅演出，至少又是10万元的投入。在国内活动的作曲家，哪里能承担得起这样的开支？”陈钢说，这些，是他近20年来创作缓慢的现实原因。
“46年前我们创作《梁祝》，完全不会顾忌跟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写了一定有乐团演奏，一定会上演。而今天，你需要的是媒体的宣传和炒作，对一个纯粹的作曲家来说，这简直就是痛苦和折磨。”陈钢说。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音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的他仍时常受邀创作，去年刘晓庆出演的歌舞话剧《金大班最后一夜》，就由他亲自操刀音乐制作；他有自己的创作，但却不愿多说作品内容，“我只想以作品说话”。
每天，他都会工作到深夜12点。除了音乐,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保存海派文化。
“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音乐、美术、电影上都创造了中国第一。上海人创造了‘海派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殖民地文化，也不是农民文化，而是一种崭新的城市文化。但今天，上海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城市文化却处于低迷状况，我们的这部分文化已经消逝，转移到东南亚、台湾去了。”凭着对海派文化的深深眷恋，陈钢主编出版了《上海老歌名典》、《玫瑰、玫瑰我爱你》，记录上海上世纪30年代具有丰厚文化基础的流行音乐。
“这种事情，一定得有人来做。”陈钢觉得，自己做这一切，并不只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著名作曲家陈歌辛。对他来说，记录与创作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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