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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翔
很多时候，谈论法国就是谈论我们自己。上世纪90年代，对法国革命的批评曾是中国思想界反思20世纪激进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告别革命”的精神氛围里，法国并不是一个那么正面的形象。
不过中国人怎么看法国，替代不了法国人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历史感觉。而且我们未必真正了解法国。在让一种自信体现了人类普遍规律和主流文明价值的信条统治我们对法国的评价之前，尽量仔细地了解法国人自己的看法，无疑有利于我们培养在各种信条说教之前，继续追问求索的求真意志。
其实即使西方内部也未必真正了解法国。一对加拿大夫妻档记者让-伯努瓦·纳多和朱莉·巴洛在法国两年多的实地调查对他们以前接受的看法提出了种种挑战，最后让他们感到，法国是无法按《纽约时报》或《财富》的想法来理解的“另类”。他们在此基础上写就的《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更注重从法国人自己的思路来理解法国。
法国既是严厉的集权国家却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富有创造性——是这对夫妻档记者希望理解的一对主要矛盾。法国的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中国知识界的兴趣点所在。
根据他们的观察，法国人总体上信仰国家。法国人可能不时地对国家的行为持不同意见，但仍然相信国家应该强大。他们期望国家对一切作出回答，认为国家应为全体人口的服务负责。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法国人要倾力让他们的制度产生效果，并使之中央集权化。
的确，国家并不总是好的，但是法国人情愿忽略它所做过的一切。法国政治家也并不是通过许诺减税而当选的。法国人接受“国家需要花钱”这样的事实，当法国人对公共服务不满时，他们并不要求退钱，他们要求的是国家做得更多。从整体上说，法国人之所得与其所花代价相等。
法国的国家不是被动的。法兰西“国家”一直是与该国的各种分裂趋势相抗衡的稳定与统一的力量。这个实体早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就已存在，现在仍然给予法兰西一个统一体和黏合力。很久以前，法国的国家就决定巴黎话成为该领土的语言，强迫人人都说这种语言，而且设定了美和趣味的标准，建立了法国的身份认同。法国革命后170年的政治不稳定中，法国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中央集权。
法国国家力量的强势和法国人的国家观念渊源有关。在其大部分历史中，法兰西与巴尔干国家非常相似。1000多年前，它是一群准独立性质的封地，围绕在一个较为薄弱的中心(巴黎)四周，没有共同的政治、文化或语言的身份认同。直到18世纪末，现在法国这个范围的一半人口连一个法语词都不会说。法国的大部分历史都花在了掠夺领土并将法国的身份硬塞给它，这并不是容易的事。
法国大革命期间，共和派革命者受启蒙思想影响，认为人在后天才成为公民，因此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去创造公民。共和派的极端派别雅各宾派则要求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央政府。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深刻影响了法国人对其国家及国家行为的看法，同时它们显然也深受法国政治历史的影响和制约。在当代，法国中央集权之所以继续行得通，是因为法国包容了同化、普遍利益及平等这3个原则。同时它也在分权因素的影响下改变，但这还不足以转换大局。
法国人的中央集权偏好显然很难为美国人理解。而法国人恰好希望自己不被美国化。自二战以来，他们已习惯自己并不是地球上最大、最强的势力，但仍然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当代法国人富于土著精神，非常传统，但并没有积极抵制经济全球化，其所谓“抵制全球化”基本上是拒绝美国化，他们是极端积极的全球竞赛者，要的是法国式的全球化。这种自信很大程度来自于戴高乐。
问题是，即使法国真如这两位记者所言，法国人就有道理、就正确吗？作者认为“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意思是法国人经历很长的历史曲折，选择了目前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自有其道理。或许我们可以说六千万法国人和二战时的德国人一样都错了，但是拿其他的方式来游说法国人，他们会接受吗？现在德国人努力地告别着他们的历史，但法国人显然没有，未来似乎也不会。法国公决否定欧洲宪法，就反映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两个记者说的法国是否就是真正的法国？当然未必。那么真正的法国是什么？这正是今日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面临的一大课题。我们正需要重新认识法国。当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它之后，将发现以前对自己的看法也不再那么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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