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冉 本报记者 唐轶 李松涛

　　挣得少，花得多，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是继续蜗居在喧闹的城市当蚁族，等待发展的机会；还是回到二线城市享受悠闲与怡然自得？

　　在人生规划的这道选择题上，没有对错。

　　按照1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有611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就业率为87%。这个数字超出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预期。

　　然而在超出预期的就业率背后，大学生蚁族的故事却在2009年末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就业率高低吸引眼球的同时，就业结构、就业地域不平衡的矛盾备受关注。

　　与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北漂没什么不同，蚁族不过是学者为那些坚持到大城市追寻梦想而暂时生活不如意的年轻人起的新名字。在外人看来，生活艰苦的蚁族、北漂生活背后，是年轻人对于就业选择的不同理解。坚守大城市，还是回到二线城市就业，即将毕业的每个大学生心中都曾有过纠结。     是考虑生活成本，还是更看重未来预期；是要安稳，还是艰苦打拼？在就业的选择上，怎样才是理性的态度。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

　　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

　　“生活在大都市，在写字楼上班做白领，最好是旅游业的白领。”这是一年前丽川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定义。对就业选择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和发展预期，丽川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几个月大城市生活的沉重成本撕碎了这个成都女孩的都市梦。

　　和周围大多数同学一样，这个四川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女孩子一上大四就忙着找工作，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专业招聘网站是丽川几乎每天都要浏览的网站。

　　在成都本地小公司做销售类工作机会有不少，但丽川不甘心，总觉得自己的天地应该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广州一家公司来到四川大学招聘。根据广州总部开出的工资标准，住房补贴600元，全勤奖金800元，基本工资1800元。加起来是3200元，丽川觉得可以签了。

　　填报分配去向时，一位销售总监问她：“愿不愿意来广州？”丽川没多想，就写下了广州，她填报的其他城市还有重庆、北京。

　　2009年7月4日，一毕业，丽川就到广州参加培训，工作的名称是销售管理培训生，向上的激励是，“促销做好就可以做组长，再升督导。”

　　在广州，原本并没有想过的生活高成本残酷地摆在面前。

　　“在广州租房可真贵，天河区的房子，三室一厅要四五千元，一个人住一间要1500元左右，还要交物业管理费、中介费……”丽川发现，如果这样，3000元出头的月薪很可能都吃不饱饭。

　　几个新来的同事不得不放弃城区的租房计划，选择了广州城乡接合部的城中村。

　　丽川和两位男同事住进了天河区的“棠下村”。而丽川上班的地方在黄埔区，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多小时。

　　棠下村就是一条很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小房子，差不多有上万人挤在这里。

　　丽川租了一个二楼拐角的单间，一个月500元。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连电视都没有。让丽川很不舒服的是，自己房间的窗户就对着另一户人家的墙，间距不超过30厘米，这样的遮挡让丽川的房间半年内几乎没有阳光。

　　脏是另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丽川买来的电风扇，扇叶擦干净不超过一个礼拜又全黑了，到处是灰尘。

　　在广州炎热的夏天跑了3个月后，丽川被转去做行政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准备数据、做表格、写报告……

　　“你根本不知道做这些分析有什么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成就感。”丽川说。

　　除了这些，让丽川不能忍受的是孤独。晚上，丽川不敢一个人在城中村里逛，索性不出门。没有电视，回家只能对着电脑屏幕上网，夜里还总是失眠。

　　这样的生活让丽川觉得快精神分裂了，逃离的想法不可遏制。

　　“一开始我还想着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最重要的是没有奋斗的动力。”在广州生活4个月后，丽川向主管提出了辞职。

　　领导批准了丽川的申请，2009年12月底，她回到了成都分公司。经过面试，丽川进了人力资源部。

　　有了两个城市生活成本的对比，丽川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成都，丽川的月薪为2700元，比在广州少。但她在成都市西南二环内一处公寓楼租了一个单间自己住，空调电视一应俱全，租金只有450元。

　　相比较在广州每天从住处到公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成都，丽川上下班走路只需要8分钟。

　　自己做饭、自己洗碗，吃完饭还可以到成都的大街上散散步，闲时逛逛街，或者找大学同学出去摆摆龙门阵或者吃夜宵。一个月还能存1000多元。

　　尽管不知道存钱干什么，但是看着存折里的数慢慢涨起来，丽川很有成就感。

　　工作不到一年，丽川却经常忆苦思甜。“想着在广州那半年吃的苦，我现在很满足。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丽川说。

　　“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与父母能相互照应，生活安稳平静。”

　　尽管有取舍，丽川也还仅仅是在一线大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进行选择，对于到小城市甚至农村就业，她从来没有想过。

　　与她相比，来自河南的肖梅少了艰苦奋斗的经历，在小城市，平淡稳定是她生活的基调。

　　对肖梅来说，生活就像一个圆，小城市出生，外地读书，毕业后重新回到起点，似乎少了激情，但生活质量也并不见得不高。

　　与别的同学相比，肖梅天生就不太喜欢激烈的竞争。2007年从河南当地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肖梅回到家乡的一所小学做起了教师。

　　尽管见习期只有几百元的工资，但吃住都在家，不需要付房租、不需要算计伙食费，工作的学校就在家门口，交通费都省了。这样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开销，父母的照顾让她少了很多其他同学必须独立面对的生活压力。

　　两年后，肖梅的工资已经提高到2000元，结婚、买房、买车，别的同学还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她已经提前完成了。而这个时候，她高中的那些读了名牌大学、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还在与人合租。

　　“高中时一个很好的同学，成绩非常好，在北京读了名校，毕业找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留在了北京，但也只有2000元的工资，每个月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肖梅说。

　　在刚工作的时候，肖梅也曾经很羡慕那些在大城市读书、工作的同学，觉得他们机会多，视野也宽，但在与这些同学交流后她发现，自己选择在小城市就业居然也被同学们羡慕。

　　“那些同学觉得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与父母能相互照应，生活安稳平静，正是他们在大城市缺少的。”肖梅说。

　　肖梅的这些同学也许只是在抱怨的时候羡慕她的安稳平静，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愿放弃大城市的生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4.5%的人愿意去“中小城市”，选择农村地区就业的更是只有5.3%。

　　这项调查显示，尽管53.3%的公众认为，在中小城市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也有52.2%的人更愿意在大城市打拼，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就业首选北京、上海的高达43.2%。

　　“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与肖梅干脆回小城市就业不同，也与丽川放弃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大城市不同，来自内蒙古的曾少荃选择在北京打拼。

　　北京今年冬天遭遇了几十年来一遇的大雪。大雪让曾少荃更加体会到在北京打拼的不容易。

　　曾少荃记得很清楚，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大雪天，下午5点30分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他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半小时车才来。而当天的最低气温为零下十五六摄氏度。

　　这一个半小时，他缩着头，在车站来回踱步，实在耐不住了，打电话给公交公司投诉。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路开过，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四处都是人。好不容易上了车，从车窗往外看，星星点点的路灯下，还是黑压压一片的人，“再来两辆车，恐怕都装不下”。     这样的生活对曾少荃来说虽然苦，也要坚持走下去。

　　平时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总有这样的时刻，他浑身酸软地瘫坐在椅子上，收起推销保险的职业微笑，感叹一声：“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确很辛苦，一步一个脚印啊……”

　　2008年5月，曾少荃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会计专业的学习，在北京找到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七层。走出电梯，迎面就能看见一张大大的海报，占据了差不多整个墙面，海报说的是狮子与瞪羚的故事。

　　“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的选择是开始奔跑。”

　　无论是谁，看见海报，总不免被狮子和瞪羚的眼神震慑住。每天早上，曾少荃走进电梯，走进办公室，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奔跑”二字。

　　整个楼层都被各式各样的海报、宣传画、红色的榜单、照片、汉字标写的数字包围着。“每个人每个月挣多少钱，各个部门前十名，全都在那里贴着。”曾少荃说，“一切都在做比较，比较业绩、比较穿着、比较工资，比较以后的发展……”

　　曾少荃觉得，无形的压力就藏在墙上的面孔与人民币的数额之后。

　　曾少荃的办公室是一个一个的格间，空间很局促，耳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坐在办公椅上，视线被隔板拦住，但仍能依稀感觉到黑色的影子在不停地走动。尽管声音嘈杂，却有一种方正严密的秩序把人吸进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像被关到牢笼里一样。

　　工作辛苦一天，回家下班却是又一个劳碌的开始。每天都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他才能到家。遇到中关村大街堵车，就要两个多小时。通常情况下，晚上八九点钟，平常人家早已收拾好碗筷的时候，他才开始吃晚饭。

　　保险行业流失率高达90%，每个月都有员工因为完不成任务指标被辞退，但曾少荃坚持了下来。

　　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一级、业务经理二级、高级经理一级、高级经理二级、区域总监、区域副总经理、区域总经理，这一级级的阶梯吸引着他坚持奋斗下去，而他现在已经做到了业务经理一级。

　　“我是学软件的，那是高科技！老家是个小城镇，回去干啥？”

　　在北京著名的蚁族居住地唐家岭，章书阳为梦想已经在北京艰苦奋斗了3年。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来，每一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

　　“起步阶段艰苦一些很正常，每一个年轻人起步的时候都要经历艰苦的磨练和打拼，每一个成功的人士梦想开始的地方同样也是奋斗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事业起步阶段艰苦的奋斗是人生的财富。”郗杰英说。

　　但是，章书阳现在有些气馁，他很难想象自己到了30岁的时候，还在做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2006年7月，章书阳从东北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怀揣一张只有1200元的银行卡来到了北京。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夜晚。

　　到京时已是深夜，朋友的朋友到车站接人，把他们领到知春路的临时住处。那是一间地下室，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过道很窄，一个人走也要侧身。这个房间一晚40元。

　　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价格让章书阳觉得真黑，为了省钱，他跟另一个朋友挤在一张双人床上。而那个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

　　朋友已经替他租好了房子，就在唐家岭。一大早，章书阳被领上城铁，往北坐了两站，在西二旗下车换乘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真是脏乱差！”章书阳很惊讶自己看到的场景，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往裹起一团团的尘土。路边有的小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来一阵风便摇摇欲坠。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招租”广告牌。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在小巷子里绕了五六分钟，来到他未来的住处时，章书阳一下就愣住了。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280元一个月，他和一个同来北京的朋友合住。

　　章书阳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北京的地方连续生活3年。他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与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这里落脚，成为学者所称的“蚁族“。他只知道，相对于北京市普通的居住区，这里房租便宜，生活开销小。

　　章书阳毕业院校并不差，但在北京找工作一样不容易。

　　章书阳每天7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朋友一块出门。9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买两个煎饼果子当午饭，下午再回唐家岭。回到屋里只想上床睡觉，一睁眼又是大同小异的新一天。

　　刚到北京一个月，章书阳至少投了4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章书阳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但最终，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公司挑中了他。工资2000元，比他期望的还多500元。他很高兴，很多高中同学，刚上班的时候工资只有1200元、1500元。

　　当然也有让他失落的对比，大学里那些学采矿专业的同学，大四时每天在床上躺着，都有公司找他们签约。“他们还都特拽，不去。”

　　3年的工作中，章书阳加过一次薪，每月多了1000元。

　　在北京生活，章书阳不得不严格计划自己的收支。尽管最初落脚唐家岭让他觉得落魄，但3年之后他依然选择居住在这里，原因很简单：生活成本低。

　　除了每月吃饭、抽烟、房租、水、电、上网费，加起来开支不到1500元。北京的夏天热，他花40元买了个电风扇，尽管吹出的都是热风。怕费电，他给电扇定了时，每晚只开1小时。

　　楼里没法洗澡，外面的浴室要4块钱一次。章书阳平时就随便拿凉水冲冲。夏天每天都要洗澡，洗完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可还是热得睡不着觉。

　　靠着这些精打细算，章书阳工作3年攒下了6万元。他有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抱怨说，老板真抠，年终奖只发了1.5万元。章书阳不说话，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终奖，最多的那次才5000元。

　　“我存钱是为了买房。可6万元顶多买个北京的卫生间，里面摆一张床。”章书阳的父母表示给他出首付，可章书阳算了下，父母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房价有多高。而且就算凑上了首付，房贷每月要两三千元，自己供不起。

　　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远在东北的家人也经常劝他回家乡工作，但章书阳不以为然。

　　“我是学软件的，那是高科技！家在小城镇，回去干啥？”章书阳觉得，如果选择在家乡就业，工作是会稳定，开销也小，但时间长了心气会变，学的东西也就忘了。

　　对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但生活暂时不如意的年轻人，郗杰英用“向下的青春，向上的梦想”来描述。他觉得，不要悲观地描述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生活条件也许不好，但有很大的梦想等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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