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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EMBA学员代表梁若涛谈中国EMBA发展
2007年8月23日，围绕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项目的学习感受、EMBA学习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运用以及企业管理者的学习心态等话题，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公司的蔡晶晶与人大EMBA学员代表梁若涛进行了一场轻松愉快的交流，以下为本次对话实录。
蔡晶晶：梁总，您好！我们知道您2005年开始攻读人大的EMBA学位，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去接受这个EMBA教育的？当初于林立缤纷的商学院中选择人民大学商学院的EMBA项目，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梁若涛：我想大家接受这个教育的原因可能差不多，应该说是工作上的要求吧。我已经工作近20年了，这20年来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惑，我觉得有学习的必要；而且公司里有很多人在中国国内各大商学院学习。公司总裁荣海曾请过一些老师去我们公司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培训，我觉得这种培训对日常工作的进行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帮大家理清了思路。
所以我选择人大商学院的EMBA项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个人原因，我对人大有一种比较微妙的感情。我们公司最早在燕山酒店，对面就是人民大学；而且我大学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有个室友，他1990年开始读人大经济学的研究生，后来又继续攻读人大经济学的博士。另外我在去商学院学习之前也从各个方面比较过，还是觉得人大是中国经济学方面的权威。她的商学院秉承了中国的文科传统和经济学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她就一直发展经济学。我想对于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发展，她一定有自己深刻的理解；而且人大的老师从以前的体制到现在的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也一定会有很深刻的理解。还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他们引进了德鲁克的管理课程，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蔡晶晶：人大商学院的EMBA项目学费从原来的20万上调到28万，应该说跳跃度非常大。上次我们在采访宋远方副院长时，他说28万元体现的是人大EMBA项目的价值。您作为一个学员是怎么看待学费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
梁若涛：我想这要从几个方面来看。2001年我们老板在光华管理学院学EMBA的时候学费好像不到20万，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很贵了。从市场方面来讲，一开始大家接触EMBA教育的时候会觉得陌生，但到现在已经是5周年了，EMBA的数量一直在长。前几年的毕业生学到的知识以及他们认为这个教育的价值，我相信会影响整个EMBA群体的价值。我想人民大学商学院通过这几年来对EMBA项目的理解，她在EMBA教学上的环境、教学方式和质量一直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认为人大EMBA学费提升到28万，是一个正常的品牌价值和实际内容的提升。
另外我想从商学院方面来讲，我们的EMBA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政府里操纵行业政策的决策者，他们每年都经手上千万、上亿的生意或资金，20万或者28万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可能他们工作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就会损失28万。但是在这里上两年学，学到的一些知识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创造的效益，或者说能够节省的费用决不会是简单的20万或28万。
还有，我知道很多EMBA是很讲究班级的组成来源、看重学员圈子的。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上两到三个EMBA课程——在北京上完以后去广州上，广州读完以后去上海读。我们班就有个同学是西北人，他毕业以后就去华东了，一直在上海工作。他说下半生还想在其他地方工作，所以就特地来北京读EMBA，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区域文化的转变。EMBA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不同文化进行碰撞交流的很好的平台。
像我们这样的人，工作20年都只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打转。我一直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工作，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其他行业的人和工作。商学院就给大家提供了机会，可以看看其他行业正在怎么做、怎么在发展。EMBA同学在一起肯定不是商业的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商业模式讲出来互相学习。通过这种交流得到的经验，我觉得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对这样高的价值提出相对高的学费还是匹配的。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认为EMBA的学费可能还会再涨。
蔡晶晶：如果给您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学费涨后您还会来人大读EMBA吗？
梁若涛：我相信我还会选择人大。因为我觉得人大自身有很大的优点，人大的老师非常严谨；还有，人大的EMBA项目跟一些商业化操作的EMBA教育不太一样，她的EMBA老师的基本理论功底都非常成熟。其他的商学院可能有一些资深的专家，但是人大有一批踏实的资深教授。
蔡晶晶：EMBA项目的学习对您来说是一种生意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梁若涛：坦率地说，从入学的那天起，我觉得EMBA的学习是我的一种生意方式。在学习中我可以学会更多管理公司的经验、可能会认识更多的朋友、也许还会获得更多的生意机会……这都是我刚上学时候的一些想法。这一年半的课程结束以后，无论在课程上还是在跟同学的交往过程中，我慢慢发现EMBA的学习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现在来看，两者各占50%吧。如果我真的用心去学，或者真正把它作为一种学习方法，自己在生意方式和生活方式两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不一定在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在未来几年中。当你再选择职业方向、再选择做事的时候，选择的角度和做事的方式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有许多改变。我们班入学的平均年龄是39岁，再过20年回头来看，我相信EMBA的学习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蔡晶晶：您觉得在人大学习EMBA课程，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梁若涛：我觉得在人大EMBA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收获，的的确确是来自于一些课堂上知识的传授。人大有一批优秀的EMBA教授，比如包政老师、人大副校长袁卫教授，他们都给EMBA讲过课。我们有十几个授课老师，每一个授课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讲课风格、经验和自己的一套思维习惯，不管是经验还是思维方式我们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二十年前的时候要么在上大学要么就是大学快毕业了。但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经济学的概念，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谈要不要市场经济、要不要计划经济。那会儿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是不是会跟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更多的还是关心自己能不能把学上好、能不能分配到一个国营单位、分配到的单位福利会不会好等等，并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经济改革浪潮中的一员。EMBA的学习就给大家灌输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现在听完这些课，我再回忆当初和康柏、思科这些外企打交道时接触的一些人，突然发现他们实际上早已经在上大学的时候学过EMBA课程中最基本的原理。
而我们这代人是先到市场上转了一圈、实践了一圈、跟着这些人朦朦胧胧的学了一圈，再回到学校来踏踏实实地学习这些知识的。西方那些跨国公司的CEO，在工作之前就已经读过一些知名商学院的MBA课程，他们进入市场的时候早就理解了价格体系、价格制定这些东西；我们这代人并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那个时候没有学习的环境和机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EMBA教育责任重大，我们这一代管理者都需要补上这一课，补上了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家。
蔡晶晶：以您现在EMBA的学习情况来说，您觉得人大的EMBA教育是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梁若涛：我在其他几个学校也听过一些课，包括人大的德鲁克EMBA项目我也有一些接触。我觉得人大EMBA教学中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请外国的教师来授课。国内教授和外国教授的教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我们的本土教授上课会比较轻松，国外教授上课都是穿西装打领带，这是一方面的不同；另外，市场经济毕竟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经济学，相对来说西方的教授对这些体制、政策可能会比较熟悉。当然在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之下也会产生一些争执，比如案例、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就会导致国外教授以及院方的尴尬。我个人认为人大EMBA自身的师资比例过高，应该在这方面作一些改进——毕竟EMBA这个平台非常强调互动，在各种文化的冲突中大家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
还有，我建议人大EMBA项目多开展一些国外的调研，培养学员的国际化视野，把“走出去”变成一种惯例或者是一门必修课。我们的EMBA教育要培养的是社会中坚的企业家和管理层，学员当然要接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从而能够从意识和思想上与中国未来的走向相结合。
蔡晶晶：在您看来，商学院在培养高端管理人才这方面还存在什么样的教育责任？
梁若涛：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文化传统都处在一个剧变的过程当中。经济其实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连接点，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方式。EMBA课程除了教会大家一些基本的管理知识以外，还应教会大家一种思维方式，这一点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中尤为重要。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承担企业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指慈善、募捐，这些仅仅是个人良知的体现；企业的责任更多的应该是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生活模式、价值取向、政治结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个企业责任概念的推广是国内的EMBA教育应该拓展的领域。
西方有许多国家的政策研究、运动员的培养、扶助贫困大学生等方面，都是由社会上的一些组织和企业自发资助的，不见得是一种政府资助；而这些方面在国内还都是以政府资助的方式在运作。中国现在可能还需要民族自豪感、需要团结的力量，所以政府的责任和压力都是很大的，但这并不一定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也许再过20年、30年，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EMBA教育、商学院本身应该多培养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使我们能看得更远、带领自己的企业在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走得更远。
蔡晶晶：您刚才说，人大需要增加一些海外的移动课堂，也应适当给学员补充一些思维方式。您觉得EMBA项目的学习方式有没有给您的生活和看待事物的心态带来改变？
梁若涛：以前我可能属于务实型的人，公司里所有的安排就是我的全部；这个EMBA项目学习完以后，我觉得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在安排公司业务的各个方面更加游刃有余了。我想这是学习前和学习后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EMBA的移动课堂到宁波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方太厨具。方太的董事长亲自出来接待我们，大家一起做了半天的对话和沟通。他从一个会计一直做到今天这个中国知名的厨房家电企业的董事长，有很多的企业实战经验。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个企业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成员中有他的太太、儿子和女儿。他就认为家族传承制在自己的情况看来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在EMBA的教材里面学不到的，教材里面往往是崇尚理论化、规范化的东西的，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用得上。
所以在EMBA课程的学习中我也领悟到，其实中国财富的积累还只有2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人手里的钱都不多，即便像毛主席这样出过书的人也不过积累了几十万的稿酬。所以中国人没有财富，特别是没有可以用于生产、创造企业的财富。直到这20年，中国一部分人才有可以创造企业、可以进行投资的财富。可是有了财富该怎么用？我们其中有一些人并不懂。西方经过这么多年，才有了管理财富的职业经理人、才会有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2005年我刚来上EMBA课程不久去了一次美国，当时我们去参观了美国的思科总部。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思科的人在上面讲他们的历史。思科是由两个斯坦福大学的年轻老师创造的，这两个老师是恋人，但是被分配在两个校区。他们想在网上通话，但那时候的电脑在大学之间是不能通讯的，不像现在有MSN、QQ。于是为了在上班时间能够通话，他们俩发明了路由器。发明之后，他们去注册了一个名字叫思科。但是引进风险投资后发展了两三年，在思科公司上市之前这两个创始人就退出了。所以思科公司在上市以后就变成的一个公共公司，不再是一个家族公司了。他说完这个故事后，下面一片哗然，说太可惜了——这两个人要是能撑到现在，一定发财了。
我回来以后特意翻了很多材料去求证这个问题。求证的结果是，那两个人都是技术专家，不是生意人。也就是说他们做不好职业经理人，也做不好企业家。
我觉得EMBA这样的项目应该教会大家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哪天我发明一样东西或者创造一个企业，如果我有能力把这个企业一直做大我就会一直做下去；但是如果我没有能力，就应该主动地退出。我相信思科的两个人发明人到今天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EMBA应该教会大家，做企业家、做职业经理人，应该有不同的方式和心态。
蔡晶晶：您1993年就加入了西安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5月开始任副总经理一职。那您2005年踏入EMBA这个平台，您在企业的实际管理运作中是怎样应用EMBA平台中所学到的知识或者得到的资源的呢？
梁若涛：其实管理方式也会有文化的差异，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会影响到整个管理运作。所以我们公司上过EMBA的人也常常建议没有上过的人去读。在这个平台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首先要做到两点：第一，在管理中多把知识传播给听得懂的人，但不要强行灌输；第二，要尽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EMBA课程里面一些基本理论是我们在实践工作领域中要遇到的，比如公司对员工的定位、员工的现代化培训、岗位选择的方式等，这方面的学习对提高自身的素质本身也有很大帮助。在某些方面，我们平时总结归纳的经验可能还有欠缺，现在系统学习之后再来应用会容易很多，而且成效也很好。
蔡晶晶：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梁若涛：海星发展了18年，我经历了这个公司三分之二的历史——从1993年算起我加入海星已经有14年时间了。我从最基本的销售工作做起，做过技术，然后到管理层来工作。其实之前在海星，我一直都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凭着我对海星这个企业的热爱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我的职位变化都是海星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人力资源需求变化的体现。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考虑太多个人价值的问题。
学完EMBA以后再来倒回来看，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做法也有很多可以理解的地方，但是有更多整体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把握。有很多方向我们可以去尝试，但并不是靠着一时的冲动，而是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比如你要在企业里达到一个目标，就应该更多地学习、更多地进步，不能仅仅靠自身的热情或者工作中的积累；要想成为高层次的经理人，学习这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尤其现在的中国企业发展得越来越规范，除了机会以外还需要你具备正面作战的能力。当年的我们是有很多机会的，我相信现在竞争更加激烈，机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如果有机会，经理人在32、33岁的时候就应该去参加EMBA学习了，这样可以更好地在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中为自己找到定位。比如公司如果要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专业内要积累一些技术背景和行业背景，要对自身要求更加严格；如果公司要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可能要学习一些多元化发展的背景和理论知识。我觉得这一点在各个企业的发展道路中，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蔡晶晶：您认为一个卓越的企业应当承担多大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梁若涛：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千年来不变的传统。也许下一代官本位思想可能会越来越淡化，但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概念。我认为，企业家就应该是社会所有责任的承担者，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像西方社会一样的企业家的社会。创新基金由企业家筹措，而不再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运动员应该由企业赞助，而不是由国家来培养；贫困生的赞助，也应该是由企业家自发承担的。我有一个同事是加拿大籍的，去年他女儿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多伦多大学录取，首先他们那个社区捐了一笔钱给她；第二，她母亲工作的单位给了她一笔钱；然后大概有一两家未来可能会在他们系招聘的企业资助了她一笔钱。因此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用家里担心。可能中国现在的企业去捐助贫困生，目的还是为了追求广告效应，并没有多少承担社会责任感的心态。我想在高等教育的智力投资这方面，我们的企业家应该站出来承担这份责任，而不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和贷款去完成。中国的企业应该从这些方面慢慢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体。
蔡晶晶：EMBA的学习，给您在企业管理方面提供了很多智力支持，也使得您有这么多的心得和感悟。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去人大商学院或者其他商学院继续进修，比如参与EDP等高端项目的学习？
梁若涛：我想我应该会。因为从我自己的人生历程来讲，我们这一代人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40岁了，前20年生活在计划经济里，后20年生活在市场经济里；我们工作的20年基本上都是靠热情在奋斗，而我们下一代人在懂事时就面临着市场经济，他们应该具备比我们更高的素质。在我以后的工作进程中，如果我觉得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一定会再学习的。通过这次EMBA课程的学习，我更加坚定以后应该参加类似的项目的信念。以前缺乏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找机会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