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垫文化与过劳死的背后

　　赵红: 博士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兴:本刊记者

　　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生存压力下，很多白领加入到了“加班族”的行列，不断地挑战着生理和心理极限。在6月20日的《韩国经济》中有一则消息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文中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这几年来，“英年早逝”的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近有华为员工胡新宇，广州一位服装女工为赶活，连续加班4天、累计工作54小时，不幸猝死；远有清华大学36岁的教师焦连伟、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员工郑杰等人的死亡，让“过劳死”这个名词迅速传播。

　　管理效率：要强化热情不是加班

　　记者：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人士称，“过劳死”正在向城市白领蔓延，透支生命的“朝九晚无”为何成了职场习以为常的潜规则？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赵红：我认为，“朝九晚无”之所以成为潜规则，可能是由于每个人对于加班的理解和对工作的态度存在差异，但这毕竟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好办法。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有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社会和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自我的压力。每个人都想成功，想做得更好，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压力，但无限度的加班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每个工作者都应该全面发展自我，也就是说尽量兼顾好各方面的平衡，比如健康的生理、健全的人格、丰富的知识、多方面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丰硕的职业成果、幸福的家庭、多彩的人生等。现代社会人们高质量的生活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和拥有快乐的全新生活方式。但有的人因为种种压力而片面发展，如太多倾心于工作和事业，忽视了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最终导致“过劳死”，精神忧郁或崩溃等悲剧的出现。避免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是人们要学会平衡，掌握不好平衡就容易出问题。

　　记者：“白领入门的第一课，就是学加班”、“加班还需要理由吗？” 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您认为目前有些企业是否已经步入了加班的歧途？

　　赵红：是的，有些企业确实有点步入歧途。我不认同“白领入门第一课就是学加班”的观点。我认为白领的第一课应该学会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也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这是需要技能与学习能力的。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鼓励员工多多加班并不是十分聪明的做法。聪明的做法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工作保持弹性。确需要加班时，要对员工有适当的激励和合理回报，加班之后，要让员工有充分的放松与休整的时间。面对繁忙的工作任务，企业管理者要更加注重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的激发，而不能仅靠加班解决问题。

　　记者：“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被调查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您认为，如何有效而又合理地提高管理效率而不出现“胡新宇事件”？

　　赵红：提高管理效率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注意：适当放权、用人之长和构建高效工作团队。管理效率考验的其实是老板的指挥和组织能力。显然，在一个企业中并不是下属都在加班就是好现象。在企业的整体运行中，如果多数环节是高效运行的，但其中一个环节的低效就有可能影响全局效率。因此，企业管理者的整体布局能力、前瞻性思考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都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方面。当需要加班时，对老板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对下属进行人文关怀、情感关怀，在不加班的时候，要鼓励员工进行适当的强身健体的运动，这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管理效率需要有健康的企业文化的配合。

　　记者：有人说这种“搏命加班”在IT企业司空见惯, 您认为是管理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

　　赵红：IT行业技术变化快，所以对员工的快速学习、敏锐反应等能力要求也更高，这些行业的加班也许是会司空见惯。问题在于，如果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企业只注重加班与市场业绩，忽视了对员工个人发展的关怀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员工自己又在自我调节中失衡，就会出现“搏命加班”，导致的悲剧出现。其实，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出现在传统行业。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管理的问题。

　　价值观：“搏命加班”不该提倡

　　记者：创业中的华为，留下了一个“床垫文化”，据称它是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在“胡新宇事件”之前床垫文化一直作为正面的企业文化而被褒扬，而胡新宇之后，大家对床垫文化颇多非议。同是一张床垫，为何承载了不同的评价，您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

　　赵红：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华为的“床垫文化”的本质倡导的应该是，年轻人要善于自身挖掘潜能，鼓励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一点并没有错。对于任何企业而言，总是希望看到勤奋的员工。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个悲剧就全面推翻了一个企业文化的本意。但值得思考的是，企业如何在鼓励勤奋的同时关注员工个人潜能的发展，鼓励他们兼顾事业、个人健康、家庭与企业的发展等方面的平衡。这是企业需要对员工加以引导的，员工注重了这种平衡，其实对企业和个人发展都是有利的。

　　记者：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打造一个合理的企业文化？

　　赵红：企业文化代表的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员工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打造合理的企业文化对每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都是一个挑战。不管是创新型的还是艰苦奋斗型的企业文化，都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来设计。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不同的行业背景下，表现出的企业文化的特点不尽相同，但管理者应该意识到企业文化要引领科学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模式。

　　记者：传统观念中，好象只有常加班爱加班的员工才是好员工，加班与效率相关吗？有的老板甚至直言，加班看的就是态度而不是效果，您如何看这种现象与说法？

　　赵红：效率与加班显然不正相关。效率有客观的指标可以衡量，比如企业的市场份额、销售业绩、消费者的口碑等等指标。我个人不同意“常加班爱加班的员工才是好员工”这种观点。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显然也需要管理智慧，那种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思维惯性应该改改了。

　　记者：一项调查中75.1%的中青年人对拼命工作甚至“过劳死”的人表示理解。不少人说，只要奖金足够高，可以选择每天工作15个小时。很多人的信念是趁着年轻多挣点钱。对此，您如何看？

　　赵红：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年轻人应该趁着年轻多挣知识和学识，知识经济是一个靠智慧和智力资本挣钱的时代，而不是靠出卖体力和时间来挣加班费或奖金。年轻时只有学习更多知识，积累更多的本事，将来才能挣更多的钱。

　　记者：有人说，“过劳死”的根源也许是我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美德。很多人拼命工作连续加班，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选择，他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他们经过权衡宁可承担这种风险。您如何看这种说法？

　　赵红：个人应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我认为这取决于几个因素，你所设定的人生目标、你对人生和工作的态度、客观地自我认知和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科学规划，此外还有对机遇的把握等。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认识，并做出理性的思考，就会意识到拼命加班只是努力工作的一个指标，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要看你的人生目标是否实现了？是否获得了均衡的自我发展。这样看，无节制地“搏命加班”当然就是冒险的选择了。这正如有人总结的“年轻时用健康换金钱，年老时用金钱换健康”，显然不值。

　　企业文化：人文关怀需要智慧

　　记者：有人说，别人都是工作狂，我怎可不做工作狂！您如何看这种看似自愿实则有点强迫的加班？您觉得企业是否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赵红：对管理者而言，如果员工加班产生了“任劳不任怨”的现象，显然对于企业发展和管理都是不利的，所以员工权益的维护和高效的管理不是对立的，应该可以兼顾。对企业而言，让员工经常加班不是科学的做法，如果工作确实需要加班，企业应在发放适当的加班补助和精神关爱上及时跟进，同时要建立公平的绩效

考核机制，方能防止出现这种看似自愿实则有点强迫的加班所引发的不良情绪。企业应该创造一种企业文化，用工作氛围、激励机制保护好员工权益，把员工的生活、事业的追求与企业发展融合为一体，这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然这也是企业在其企业文化中应该承诺的，包括企业应该引导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记者：您认为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应该如何兼顾企业发展与职员利益？

　　赵红：员工的利益分为精神和物质两类利益。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支撑与基础，如果企业的发展战略将企业成长与员工利益的满足和平衡剥离开来，显然就是失败的企业战略。良好的企业发展战略应该让员工感到企业的发展会让自己也有更大的成长空间，从而让员工产生归属感，产生工作的动力与激情。否则一旦员工与企业产生情绪上的对立，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记者：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公司是否应该关注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如何避免让加班成为激励机制的重要砝码？

　　赵红：企业确实应该更关注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要做到公平公正。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讲，企业如果只关注加班而不关注员工的生活和心理健康，那就是不公平的，员工也找不到对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加班不只是加班费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不能单纯从物质上来激励，情感上的关心与归属感更重要。只有加强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加班自然不会成为激励机制的重要砝码。

　　记者：您认为通过此事，管理者应该注意什么，而职员又该注意什么？员工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又巧妙主张出自己受侵的权益？

　　赵红：从管理者角度讲，过劳死的事件是一个警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学会去创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用一种好的管理机制去提高管理效率，而不是让员工甚至自己用无限制的加班去取得自己想要的业绩。从员工角度讲，因为身处执行层，所以应该学会如何聪明地做事，如何把事情做漂亮，学会全方位的平衡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包括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员工保护好自己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善于与管理者有效沟通。同时，员工要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与评价，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优势与弱势，避免做力不从心的工作或设计太高的目标从而产生悲剧。

　　链接一：

　　华为员工过劳死事件

　　华为新闻发言人傅军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也有相关性，公司高层已经高度重视对此事的处理，公司也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不准在公司打地铺过夜。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

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

　　胡新宇2005年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胡新宇的一个同学回忆说：“2001年我们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时候，约定2006年如果还在一个城市，就一起去看世界杯。他非常喜欢踢球，球技很好，身体也很好，我们本科的时候，常常连续踢五六个小时的足球，晚上还要玩通宵。这样的身体，在华为工作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垮掉，真的让人很难过。”

　　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有一篇著名的总结华为为何成功的文章，提到了创业中的华为，留下了“床垫文化”。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华为人携着这张床垫走过了创业的艰辛。

　　链接二：

　　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超时工作人数已经超过香港地区。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被调查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国内一家门户网站针对胡新宇事件进行网上调查。对于"你所在单位经常加班吗？"这个问题，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选择“经常加班”，而超时加班能获得补贴的员工只占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