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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兴庭
中央电视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近日联合推出《中国百姓创业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48%的人创业资金规模在10万元以下，19%的人在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26岁至35岁是创业者的最佳时期，在这段时期创业的人数达到47%；36岁至45岁的创业者占27%；25岁以下的创业者占18%；46岁以上的创业者占8%。
这些年来，日益宽松的创业环境激发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然而，近一半的创业者资金规模在10万元以下，也说明，在我国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瓶颈依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这次被调查的创业者中，有过失败经历的创业者占48%。而失败的原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企业失败的最多，其次才是创业项目选择和管理不善。事实上，有数据显示，现实中有超过85%的中小企业存在资金不足。解决百姓创业中的融资问题，是中小企业创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历来都有许多争论。亚当·斯密说政府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作用越小越好；可是，凯恩斯又主张“现实中的市场失灵，应由政府干预来代替”；接下来哈耶克又再一次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声称“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具体到现实，正如学者高国舫所言，政府的角色定位从来都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框定。曾经诞生过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法国，无疑是欧洲的自由主义中心。然而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产业政策中，就把政府直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法国政府曾拨款10亿法郎成立法国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SOFARIS)，并以种种优惠政策，让创业者获得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法国创业投资虽然与项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起步稍晚，但却朝气蓬勃。最主要的原因正是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而具体到我国，苏南经济非常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创造出了苏南的发展奇迹；而稍后的温州模式，则极力摆脱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也创造了温州经济的繁荣。中国经济的两大亮点，却是以两种不同的创业模式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版图中。
说到温州经济，这一创业模式其实在我国许多地方很难复制。民间融资是温州资本流动的独特方式。大多数温州老板都是向亲友募资扩展业务的，“我很容易几天内在亲友圈子里借到1000万元”，此外就是高利率的信用借贷和不规范的地下金融。这些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金融在创造温州繁荣的同时，也在埋下隐患。据笔者了解，目前温州政府正下大力气治理不规范的地下金融。这何尝不是一种政府管制。而且，随着资本的外流，如果政府继续无为，温州模式的“再创业”，也将面临着同样的融资瓶颈。
温州人在海外的创业传奇枚不胜举，可是这些故事对于民间力量十分薄弱、不敢富、不敢改革的大多数中西部省份和地区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应该理解当时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然而，随着民间力量的觉醒和社会“经济理性”的勃发，政府“无所不为”和“无所作为”都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官办投资机构，最后因为涉及房地产、期货炒作而被清算，它的失败，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不宜过度介入创业投资领域；然而，百姓创业中的融资难题，却又不得不期待政府的有效支持。
政府在“百姓创业”中应是“有所作为”。在创业投资初期，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以刺激创业激情，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就应该逐渐退出。只有在民间力量不足以完成自身使命时，政府才能进行适度推动。相比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们老百姓的创业却面临着多得多的融资限制。在证券、金融等领域，所有制的歧视无处不在。在政府扶持国有经济的内生偏好下，个体和民营经济就像野草般“自生自灭”着。事实上，老百姓并不期待政府能够给予多少扶持和优待，而是更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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