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幸福

　　梁唐/文

　　周末傍晚，“秃秃”把酷眩雅马哈(摩托)飙到《出租司机》时速，从位于惠民路的瀚杨苑小区轰鸣向江浦路绿地。一年多前的这个时间段，作为IT精英的他多半是站在从办公室回家的37路公交车上，疲劳得昏昏欲睡；而现在，他是去红漆篮球场打街球，生龙活虎着。

　　“秃秃”叫徐重骏，绰号是控江中学的校友起的，原因是他脑壳比较大且(那时)对自己的青丝非常残忍，总留接近光头的板寸。有必要解析一下其真名的内涵，“我属马的，爸妈希望我能成千里马，所以就合字‘重骏’。”

　　2001年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他在华讯网络系统担当工程师职位。这是一个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非常体面的工作，办公室在淮海中路五甲

写字楼力宝广场的18楼，起薪近四千元。作为行业领跑者，公司是思科公司在中国的首家系统集成商。

　　一晃已是2004年底，基本工资已涨到六千，三年合同期也是到期。考虑到续约与否，徐重骏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快乐吗？”回忆翻江倒海，但答案很简单。他离开了公司。“现在我在用大块的时间读书、思考和运动。”

　　重骏原地玩了会儿背后运球，突然向左滑步来了个后仰跳投，可惜是个篮外空心，球友们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2005年一年，重骏恢复了大学时代的阅读习惯，开始了对自己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上海图书馆实在太远了，于是他登录当当网和卓越网，购买跨学科书籍在家静读。

　　书单简直就是人类伟大思想史的不同章节：罗素的《幸福之路》、鲁丁的《数学分析原理》、维特根思坦的《逻辑哲学论》、卡尔·波普的《历史主义贫困论》、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民粹传统方面，则是通史和王力的《古代汉语》。

　　最终，他决定回母校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两方面原因：首先他发现所有的问题都能通约到哲学；再就是在阅读哲学类著作时感受到极大的愉悦。“就像我决定离开(公司)一样，我有同等级的坚定，以电子工程的本科背景敲打哲学圣山之门。”笔试已过，他正等面试。

　　由工程学科向人文学科进行宽阔转向，重骏觉得不是劣势而是优势。他的说法是，国际主流学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在很多领域呈现极大活力。“我现在很幸福。黑格尔说的，自唯自在。”转身就是一个三分。

　　再选择的千禧一代

　　《华尔街日报》把1980年代左右出生的称为“千禧一代”，理由是这个人群攻读大学的时刻正是世纪之交。而这代人的特征之一，是相比前辈而言在追寻幸福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由意志。

　　重骏的中学大学双料校友顾辰，也是其中一个。大学毕业进入IBM编程部门，但两年刚满便辞职去英国学习“艺术设计”，现在国内艺术院校教书，平日里创作“视觉艺术”作品。“内心会有很多声音，只有自己才能听得到。如果其中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那么，认真地面对它。”

　　父母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不一定能理解子女。徐重骏与顾辰都是与父母们进行了不少沟通，但最后在一点上达成共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幸福，而不是其他。至于到底是重回大学，还是在另外行业找一份新工作，只是手段而已。

　　在《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千禧年轻人，也表现了类似的再选择趋势：

　　肯尼·罗在Putnam Investments当了两年投资顾问后，因为“不想再呆在办公室里了”而回大学接受MBA教育。2003年，在参加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商业计划比赛时，他关于在曼哈顿开一家高档餐厅(Rickshaw Dumpling Bar)的计划获得成功。现在，29岁的罗先生已经是餐厅老板，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著名主持人黛安·索耶和演员莎拉·杰西卡·帕克现在都是他的客户。

　　哥伦比亚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主任柯蒂斯·罗杰斯说，学生转专业的学科跨度比从前更大了。“许多学生从金融、科技或法律转到了像医药这类专业领域，还有越来越多的舞蹈员和演员这类艺术工作者回到学校攻读教育、经济学和商贸。”

　　再来一个选择幸福的绝佳案例：29岁的马特奥·哈拉米略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士学位，最先在软件制造商Predictive Networks担任产品开发经理。精神层面的动力，让他辞职并进入耶鲁神学院。在一番灵魂修炼之后，他发现其实自己并不属于班里渴望成为牧师的那33%。2004年起，他开始为纽约的Gaia Power Technologies服务，那是一家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企业。

　　网友般般是另外一个好例子。他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已近六年，现已辞职，和朋友筹划着在大陆的各风景区开国际青年旅社。“大学的时候，我对麦肯锡、BCG、美林、Morgan Stanley的人敬佩得不得了。后来经过努力自己也进去了，有了直接体验和认识。我觉得，这里或许能得到世俗眼光里的成功，却找不到属于我的幸福感。”他决定，向人生的下一站进发。

　　错误的社会哲学

　　再选择的一代很早慧，在而立之年甚至再早就认识到了“成功”和“幸福”是两码事。用诗性一些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这些年轻人发现很多人是这样构建出幸福感的：他们挣扎着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获得别人眼光的认可和羡慕，然后用旁人的这种眼神来告诉自己，“这就是幸福”。

　　曾经在洛杉矶电影学院流浪的“同志”主持人蔡康永便是这样一位发现者。你或许会以为最令他不安的节目是《两代电力公司》或者《康熙来了》，但事实上他最警惕的是“正派”栏目《真情指数》——宗旨是鼓励有教养的、正派的、希望大家都奋发向上的生活态度。

　　警惕的原因是“主流社会鼓吹成功以及向成功者学习，已经过了头”。节目中，他采访的都是像成龙、王家卫这样的成功人士，他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年轻人看到节目，认为人生就应该过得像这些嘉宾一样“有理想、创业、赚大钱、出名、买豪宅”。

　　他没见到过“幸福人生排行榜”或者“值得人生排行榜”，社会上充斥着的是富豪排行榜、财富排行榜和成功排行榜。那些所谓的“正派”栏目，实际上已经成了鼓吹“成功是人生至要”的共犯：关心比尔盖茨一年赚多少钱，周杰伦的新唱片卖多少张，而不是在受众中引发“幸福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探讨。

　　“我压根不觉得人应该无穷无尽地去追求成功，事实上，成功很可能是陷阱，或者说，是幸福之船前面的暗礁。”

　　的确，不能低估这种无意识混淆成功和幸福的社会哲学所造成影响。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阿根廷发生银行挤兑，云贵高原山寨里的孩子能和伦敦金融城里的操盘手同一时间知道。对社会大众来说，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云遮雾罩；于是对成功的膜拜，很可能成为大众的挣扎和苦痛，从而形成一种功利主义思潮。

　　般般还发现了个这种混淆造成影响的直接案例：翻看报纸和杂志的婚介版块，征婚广告是通篇一律的“有商品房、收入高、貌端、身高1.75米”，若是女士则为“貌美、工作稳定、性格好”。新一代听到这里多半会不屑，什么叫性格好，“甲之熊掌，乙之砒霜”。一生的幸福，充要条件是另一半的成功？“为什么广告上没有比如喜欢东欧作家这样的列举？”

　　般般下了结论，市场经济只启蒙了心灵的一角。“很多人都被错误的社会哲学伤害，却不自知，伤害于是延续到下一代。”

　　即便是倡导小政府的美英发达国家政府，也开始了坐而起行，助力社会思潮反省。以美国为例，拨巨资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注1)坐镇，设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体系。而目前，最权威的幸福指数计算由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

　　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从国家指数来看，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三名，美国排十五，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国家的最后一位。

　　可以发现，幸福与财富的堆垒程度并不是线性关系。这点，在“澳大利亚幸福感指数”调查中也得到印证。澳大利亚“最快乐的人”生活在昆士兰州的怀德湾，此处包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弗雷泽岛，以及可观赏到鲸的赫维湾。

　　怀德湾居民虽然在就业率、收入水平等方面落后于他人，可在对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安全感、前景的满意度方面却名列前茅。“乡镇居民比城市居民间有更多交流，他们感情融洽，相互关照。邻居们知道各家孩子的名字，必要时还能代为照料。”

　　幸福是心灵能力的涌泉

　　中欧行为科学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博士的研究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紧密，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的影响就不如先前那样大了，而其他因素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个渐变的过程，每个个体并不一定能从心把握这种转变。”

　　奚教授觉得进行幸福学(Hedonomics)研究可谓正当时，对正迈过1000美金人均GDP门槛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这门学问并不是玄学，而是冀望通过联结心理学和经济学，找出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年轻人尤其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接受能力强，思维上没有框框，再加上来日方长，对个体和社会将有很多有益影响。”

　　目前得出的几个主要定性结论如下：首先是人们往往高估财富成功在幸福感中的重要性，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物质匮乏时代传承下来的思维惯性；其次经济学里理性人的假设是错误的，人们自主做出的决策往往并非最佳，甚至是错误的。

　　解释很有意思：尽管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获得幸福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因为心理学的规律与想当然不尽相同。

　　若是此，有必要来看看零点调查公司在2005年所做的“中国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有73.1%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调查结果和国际心理学家的一个观察相悖：他了解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

宠物，以狗为主，而在对这些人进行了解时，得到的反馈是饲养宠物前后，这些人的幸福感往往提升很大。

　　“很多时候，人会处于一种状态，连他/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麻木，或者孤独。只有当幸福不期而至的时候，他/她才会意识到，原来自己曾经是那么不幸福。这是一种基于比较的体验，即被调查者自己处于不自知的阶段。”

　　心理学家们表示，真正幸福的获得需要心灵建设，是“心灵能力泉涌的结果”。竞争压力会让人焦虑，需进行内省以获清澈，并不断提高自知水平(self-awareness level)。这不是关于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哲学家之间的选择题，这之间，有着第三条宽阔大道。无论你是圣雄甘地、焦裕碌的崇拜者，高级白领还是清洁工；与你喜欢听

披头士还是吉祥三宝也没有关系。

　　幸福与心灵层面自我意识有关，同时，幸福也与他人有关。徐重骏说，“萨特曾言，他人即地狱。反之，他人，也是天堂。”他认为，鲁宾逊荒岛上的住处即便修建得赛过皇宫，即便他每日三省其身，通常来说他也不会有持续的幸福感。因为，付出爱和得到爱都是幸福。

　　看看前述的美国千禧一代是怎样在心灵建设与关联社会之间做出平衡的：

　　沙兹·维斯拉姆从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专业毕业后，在纽约一家非盈利组织Learning Center教孩子们如何使用互联网。在反复自我追问后，她知道自己热望实现生产、推广有机婴儿食品的商业/社会梦想，于是她回到哥大学攻读MBA。其间，遇到了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为Whole Foods Market Inc做行业分析师的杰西卡·罗尔夫。

　　两人在深入沟通后，创业热情被点燃，于是用个人存款、信用卡和银行贷款准备产品上市。她们还从“天使投资”以及制造商手中筹集到100万美元，并赢得女装公司Eileen Fisher提供的1万美元女性创业基金。“计划从3月开始推广有机婴儿冷冻食品。”她俩很幸福，因为在“稻糠之谋、个人幸福与服务公众之间做出了不错的平衡”。

　　天快黑了。徐重骏来了句最古老的智慧箴言，“不管怎样，了解你自己”。然后，是三步上篮。球进了。

　　注1：2002年，卡尼曼因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行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