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单位

　　本报记者　黄小伟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固定工作感到厌倦，渴望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再到了无牵挂的自由职业者，中国人的单位观念正随着社会变迁而剧烈震荡。

　　今年3月，吴阿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辞职，为了更好认清自己》的文章。此时，他已是一个准自由职业者，在北京换了5份工作后，他决定暂时不再寻找新的工作单位。

　　一个月后，有14740人点击阅读了这篇文章，164人写了回帖。

　　这个结果让吴阿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他并不是什么名人。但他迅速意识到这篇文章受关注的原因———“我击中了他们的软肋”。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像吴阿仑这样对困守着一份固定工作感到厌倦的人正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年龄在30岁左右，工作不满10年，但是已数次跳槽，对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充满不安。

　　北大哲学硕士王瑞斌也是其中之一。他在2003年毕业后，换了3份工作，直到去年10月决定抛弃固定单位，在家筹划着想办个网站。“以前是拿着高薪、浪费日子，有种无名的郁闷，现在则是放松的快乐。”他说。

　　这样的群体正在不断增多。据零点公司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到2004年，北京自由职业人群约为18.8万人，包括实际群体13.4万人，潜在群体5.4万人。

　　

中央电视台《人在单位》系列片总策划和总撰稿杨晓民曾在这部系列片的开篇语里这样说道：“改革开放后，单位组织(指体制内单位)一元化的格局逐渐崩坍，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一个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单位生活，我们也终于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选择，开始了自己证明自己、打造个人未来的时代。”他在1990年代初也有过一段北漂寻找工作的历程。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再到了无牵挂的自由职业者。这个观念演变的基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从摇篮到墓地”的单位制度逐渐弱化，单位不再是惟一的选择。而中国的大城市也开始出现后工业化特征，第三产业兴起，工作更加个人化。

　　“这个群体每个人都有特殊的人力资本，他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翼说。在如今美国，自由职业者占到总就业人口的10%到15%。

　　但成为自由职业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份稳定的工作依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重要性。人们还是习惯于在初次见面时问这样一句话：“您是哪个单位的？”

　　生日宴会上的冲突

　　去年11月28日，吴阿仑的30岁生日过得并不平静。

　　那天晚上，他和妻子、岳父岳母围坐在饭桌上，享受着那顿生日晚宴。吃完饭后，他把妻子拉到一边，“我想和你说一件事。”他说。

　　他随后抛出了一个“炸弹”：“从今天起，我辞职不干了，在家休息。”

　　“我当时很诧异，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的妻子涂珊回忆说，因为几个月前，吴阿仑已经离开工作了3年半的单位———这是他从事的第三份工作，最近刚刚去一家杂志社上班才不到三个月。“我以为他已经稳定下来，接受了这份工作。”

　　此时，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是———每个月要还2800元的银行房贷，一家四口(夫妻加岳父岳母)的生活支出，还有涂珊已经怀孕，未来几个月内孩子就要出生。

　　吴阿仑不是没考虑过这些，但他还是执意作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一份工作与你的人生期待严重相背离，为什么还要将就着呢，只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份安全感？”他说。

　　其实对于涂珊来说，辞职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虽然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她对于跳槽一词并不陌生。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垄断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使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人们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均衡被打破，随着国企改制裁员、外资进入中国、民营经济壮大，以及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变革，体制内单位不再是人们就业的惟一选择。

　　“跳槽”一词也成为人们的常用语。但涂珊不能理解的是，丈夫为什么不继续找一份固定工作而休闲在家？这与她的观念很不一样，“如果不让我工作，我会得忧郁症”。

　　“那你不就是无业游民了吗？”涂珊问。“我可以去写书，给企业家写人物传记，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我可以去说服他们。”吴阿仑说。他之前已经写过一本企业家的人物传记。

　　“我不想再像奴隶一样地去工作，为了证明自己，不得不去完成自己讨厌的任务。”他说。北大哲学硕士王瑞斌对此也深有同感，虽然他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国有控股投资管理公司，并在短时间内升至董事长助理，但“决策得老板来做，这个决定不一定正确，还有可能与你的想法抵触”，他说，“投入全部精力，后来发现全是白费。”

　　但对于丈夫描述的赚钱计划，涂珊直接的结论是：“你那八字还没一撇。”吴阿仑则追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尝试一下？”

　　双方争论后不欢而散。吴阿仑一个人进了书房，涂珊则在卧室一角坐下来。

　　十几分钟后，涂珊决定给书房里那个男人发一个短信：我了解你有鸿鹄之志，不愿意做马前卒，愿意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快乐，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

　　很快，她收到了阿仑的回信———“我特别感动，很想流泪”。

　　吴阿仑要说服妻子，而他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刘浩瀚，则要说服当了多年国家干部的父母。2003年，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刘浩瀚在北京先后换过两家单位，最终在2005年7月离开，辞职在家。“那些公司的管理是靠人，而不是靠制度，大家都在维持现状。”他说。

　　在休整过程中，父母给了他两条路选择，一是回东北老家去做公务员，这是父母能帮忙的；二是去一家外企做中层管理者。“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两条路是最好的职业选择。”

　　但刘浩瀚都没有接受，他宁可选择动荡冒险的生活。最后，父母无奈只好妥协。

　　抛弃与留守

　　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吴阿仑总是早上6点半和妻子同时起床，不同的是，妻子是为了早起赶公交车上班，而他却是去晨练。“再也不用每天挤两三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了。”他在北京生活了8年，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受。但代价是，他从去年初开始晃悠的这段时间已损失了近10万元的工资收入。

　　晨练后，吴阿仑开始进入上午的工作状态———看书写文章，下午，打电话说服有意愿写传记的企业家们，或去见朋友，讨论圈子里最近发生的事情。

　　现在，他感觉是如此放松，但是回到7年前，他迫切需要的只是一份北京的工作。1999年，他的妻子、当年在北京读书的女朋友找到了在京城一所中学教书的工作，于是阿仑放弃了学校的分配，赶赴北京找工作。他们是高中同学，来自湖北同一个县，在大学通过书信联络感情。

　　1999年是高校并轨改革(即自费上学、自主择业)第二年，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了自主择业。但对于阿仑这样一个外地大学的毕业生，北京体制内单位的机会很难落到他的身上，结果就是他没法拥有北京市户口。

　　阿仑选择了北京市团委下面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在当年中国媒体市场以版面创新而闻名，但是在人员引进上却依旧沿袭体制内单位的办法———非北京市户口不能成为正式职工，外地户口的阿仑在这里实习半年后，仍然是一个编外员工，拿不到正式的工资，报酬只能以劳务费的形式发放。

　　“正式职工应有的福利，他却不能得到，但他认为无所谓。”涂珊说，对刚刚毕业的他们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心满意足，何况时间久了，也许还有成为正式职工的可能。

　　但在一年半后，这份报纸改版，剩下的全是娱乐新闻。阿仑非常不适应，于是选择离开，新的工作单位是一家当时新兴的财经杂志社———这是一本完全市场化的杂志。

　　整个1990年代，整个中国呈现出职业流动大潮，一方面是民工潮的出现，而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许多知识分子不要人事档案，自动离职、跳槽、下海。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够逃离体制。“体制内单位就如同婚姻围城，里面的人感觉是一种折磨，走出去的人却能感觉到单位的温暖。”深圳电视台编导郭熙志说。在他拍的一部名为《回到原点》的纪录片中，描述了40多岁的吴云保在2000年离开原来的报社，闯入北京一家市场化杂志，最终又无奈回到原单位的过程。

　　但阿仑的冒险成功了，虽然做好重新回到原报社的打算，妻子也为此担忧，但是他还是顺利进入了这家市场化的杂志。阿仑承认在这本杂志内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两年后，他仍然提出了辞职。他准备去另一家在写作风格上更符合自己兴趣的杂志社。

　　“你这是人往低处走。”这是涂珊听到这一消息后的第一反应。

　　涂珊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来的这家杂志社所挂靠的单位有政策规定，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获得北京绿卡，这是阿仑户口问题得以解决的一个重要步骤。“等你户口问题办好了，再离开也不迟呀？”涂珊说，“没有北京市户口，很多事情还是比较麻烦。”

　　但是反对终究无效。2001年底，阿仑开始其第三份工作。2005年，再次离开，然后几个月内连续换了两三份工作，都无法满意。其中一份工作，因上班来回路上就得花费三个多小时而作罢。最后决定辞职在家。

　　“我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阿仑说，“我逼迫自己做一个优秀的员工，但还是没法百分百投入。”他曾经有一次接到一个关于“老龄化”的报道任务，虽然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不得不找很多人来讨论这个话题。“辞职是这个时代的话题。”邱恒明在今年3月写出了一本名为《我为什么辞职》的书，他为此采访了大量的辞职者，他们的离职原因千姿百态，但有一个共性就是———“单位让我不快乐”。

　　阿仑是这样描述自己心态的转变：刚刚大学毕业之时，急迫地期待一份工作，因为那时的确需要尽快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如果在体验了一份又一份烂工作后却还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急于撞上下一个工作机会，则是不智的。

　　但是能够利用一段时间对生活进行重新定位的人还是少数，中国严峻的就业压力让更多的人一旦辞职，便急于寻找另一份职业。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中国失业率大约在4.6%以内，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将达900万人。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近五年内的两大就业团体，在谋求就业机会问题上，前者显然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

　　纽带是什么？

　　虽然是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放松时间，但是这种放松只可能保存在阿仑心中，行为上却需要制造忙碌工作的假象———他不能让同处一屋的岳父母看出一丝端倪。

　　这是他们夫妻就工作问题达成妥协后的“合谋”。“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他们会认为天塌下来了，然后会想，我女儿要受苦了。”涂珊解释说。

　　阿仑在家的时候，他们对父母解释说阿仑的工作是不用坐班，而阿仑外出见朋友，父母则被告知，他是去单位开会。但是有一天，岳父还是充满疑惑地把女儿涂珊叫到一边：“怎么最近没见阿仑把工资拿回家来？”女儿一本正经地回答：“您这就老土了，现在工资都打到银行卡上，您是看不见的。”

　　对于阿仑辞职在家的决定，朋友分成两派，一派是赞同，“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位朋友说。而另一派则是劝阿仑找份工作，或者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这种观念的分化，体现了中国社会目前后工业化和工业化并存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翼说，“工业化需要单位式集中协作，而后工业化则提倡个性化的工作。”

　　而邱恒明则表示对后一种人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份固定的工作能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且这是大多数人联系社会的纽带。“如果你不上班，就有可能被边缘化，”邱恒明虽然自己也换过3份工作，但是他明确表示不会选择阿仑那条路，“如果只给我钱，不让我上班，我会很痛苦。”

　　在阿仑的博客上，很多人表达出对工作的矛盾心理，“对铁饭碗难以开口说再见，重新开始又太迟，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一位名为“萝卜白菜”的网友说。

　　这种忧虑阿仑并没有忽略，他所考虑的一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就是辞职意味着将失去一个人际交往的圈子。对于前者，他还有一定积蓄可以维持；至于后者，阿仑的解决之道是通过网络。“在网络上写博客是一个渠道。”阿仑说，在阅读过阿仑的博客后，很多人表示愿意转载其博客内容，几家媒体也主动给他电话，约他写专栏，同时，数家出版社也表达希望阿仑为其写书的合作愿望。

　　在中国，博客已经成为另一种沟通的渠道。据百度最新一份统计显示，中文博客的写作人数达到1608万。

　　但在很多人看来，网络的沟通模式仍然没法替代单位中的人际交往。“我比较看重同事和朋友的圈子，”涂珊说，“这个圈子里，大家有困难都互相帮忙，谁结婚了，都会共同去祝贺；同事搬家了，大家都凑钱买一电器送他。”

　　涂珊所描述的正是中国以前单位制度的特征———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

　　“我认为同事圈子不是惟一的。”吴芳说。这位去年7月从新西兰留学回来的北京姑娘，几天前刚刚带着几个老外游览了北京郊外的一处野长城，她在换了两份工作后，决定为国外的旅游者提供个性化导游服务。她的朋友大多是平时私交时候认识的，而这个圈子也能为她带来客户。

　　对于新自由职业群体的出现，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现象，政策也在逐渐放宽，2005年，建设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发布政策，允许自由职业者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和加入医保，这以前必须有单位代办。

　　“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对记者说。对于自由职业者的社会管理问题，以前是单位的集中控制，现在随着单位制度的弱化，新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社区管理现在是政府管理者正在考虑的。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最近，阿仑夫妇正在讨论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同一个小区的一个朋友，虽然以前只是一面之缘。

　　阿仑的工作仍然是夫妻间的焦点话题。他们商定，今年8月份是最后期限，如果在8月份阿仑能找到新的写书项目，有稳定的收入，可以继续在家，反之，还得出去找一份工作。因为在8月份，他们的孩子将出生。

　　“我们的积蓄只能支撑到年底，到时候他没有收入，我们就要断炊。”涂珊说。

　　妻子的信心不足，对阿仑没有丝毫打击，他正在为下一本书搜集资料，准备今年6月份动手写，但目前还没有和出版社谈。“我要写的这本书将成为畅销书，我有信心它会比上一本卖得更好。”他说。阿仑的上一本书，已经重印了7次，卖出了5万册。

　　(应采访对象要求，涂珊为化名)

　　-资料链接

　　欧美SOHO一族

　　近几十年来，欧美现代化工业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被研究者称为“后工业时代”。

　　30多年前，一本“推销员之死”的小说，说出了现代劳工的悲情，劳碌终日仅得一饱，一次裁员前途尽失。人们开始大声向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说“不”，不想做一个大组织中的小螺丝钉。在1960年代的美国，这股思潮带动着人心，追求工作尊严，追求劳动自主，追求自我实现。对后工业化时期的知识工人而言，大公司，好福利，高薪水，升迁机会已不再那么重要，工作自主性，工作有尊严，弹性的工作时间，有乐趣的工作内容，才是更重要的。电脑则加速了这个弹性工作的新趋势，靠着电脑联网与电传会议，知识劳工可以不到公司上班，在家里办公。可以预见的，随着“资讯高速公路”的扩张，资讯社会的来临，劳工可以任意选择居处，不受距离的限制，影响所及，不仅工作场合弹性化了，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也跟着弹性化，不定时上班，无工作章程，成为后工业化工人追求的梦。

　　近30年来，西方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是“新中间阶级”迅速崛起。

　　美国的情况更为典型。早在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总数就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此开始，蓝领工人的数字一路走低，在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蓝领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衰落和白领雇员的激增，是与信息产业革命后的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相联的，这一结果与三大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变化成正比。1970年代末信息产业革命爆发后，欧美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在工业中先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所占比重上升，随后是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信息产业占有日趋增大的高比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信息产业的发展，造就了大批SOHO一族，“SOHO”是英文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头一个字母的拼写，就是在家里办公、小型办公的意思。SOHO是人们对自由职业者的另一种称谓(又称为自雇)，同时亦代表一种自由、弹性而新型的工作方式。

　　SOHO跟传统上班族最大的不同是可不拘地点，时间自由，收入高低由自己来决定。同样也正是因为它自由，所以它极有挑战性。特别适合SOHO的是一些基于信息的制造、加工、传播类的工作，如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软件设计人员、网站设计、美术、音乐等艺术工作者、财务工作者、广告、咨询等，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或者主要的工作完全可以在家中独立完成或通过在网上与他人的协同工作来完成。

　　事实上，一方面，国际上这一群落的人数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办公自动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分工的细化将会导致为数众多的SOHO人的出现；另一方面，SOHO群的存在，也是在客观上缓解了就业压力这一越来越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而如何将这一群落有意识地纳入社会分工体系，并从身份、立法、税收和保障等方面予以确认、规范和保护，是摆在各机构眼前的现实问题。

　　(参考周穗明的《文明的震荡———当代西方“后30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