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眼中的乒乓外交

　　陶雪

　　37年前的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代表团意外地获得了出访中国的机会，此举打破了两国20余年没有互访交流的局面，并为后来的中美恢复邦交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不不，当时我们来到中国的时候，虽然意识到了这件事会很不寻常，但是没有谁觉得自己被当作了一枚棋子。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去中国’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普通美国人根本没有可能踏上这片土地。”2008年2月26日，坐在广州世乒赛赛场的一隅，已经78岁的博甘谈起37年的往事，开口就连称自己幸运。虽然在当时，心里有过担心人身安全的犹豫，但是去看看不一样世界的冲动，还是使得博甘在决定前往中国时，没有很多的挣扎。

　　不过，当时作为美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的博甘，却差点因为名额问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因为时任美国乒协主席并不喜欢我，协会内部对于我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几乎没能来成中国。最终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投票，我才侥幸地得到了来中国的机会。”说起出访前的小插曲，博甘很是得意，因为他口中的侥幸，在现在看来几乎改变了他的命运。“4对3，两票弃权。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幸运儿。”

　　作为幸运第15人加入出访团的博甘，随后和协会的其他官员一起参加了和中方的闭门讨论，期间商定了具体出访日程和细节。“一开始我们在4月3日，科恩和庄则栋会面之后，就向中方提出了出访要求。但是很不幸，中方依然没有同意。而直到4月6日，我们准备离开下榻酒店时，中方负责人宋中才打着出租车来到了酒店，表示希望我们能前往中国。因为事情来得实在突然，所以在随后几天我们一直在磋商来中国的事宜，见面、开会，而后面对酒店房间外的记者，那几天一直是这么度过的。”

　　因为在美国乒乓球队来日本参加世乒赛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已经向美国代表团授意，如果获中方邀请则可无条件赴约中国，所以在中方同意访问之后，美国代表团很快就得到了本土的放行通知。“不过我想我们的总统先生还是会很生气，因为那次互访安排完全是先在民间层面上决定好，才上报给他最后批准的。”说起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博甘总是有些小小的抱怨，因为在1972年中国队回访美国时，尼克松在玫瑰园接见了中方代表团，而在一旁等候的美国代表团却没有享受到相同的待遇，“我是一个有很强嫉妒心的人，所以我才经常抱怨。”开着总统和自己的玩笑，博甘解释了在自己回忆乒乓外交的书中，让尼克松“生气”的原由，并就此谈到了他心中完美的领导人角色周恩来，“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风度翩翩而且严谨有礼。可以说，周恩来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1971年4月14日，是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代表团的日子。在此之前，从深圳罗湖入境的美国代表团，先是在深圳度过了有些无聊和失望的两天，而后在4月12日来到北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刚刚从香港来到深圳的时候，我想我是很失望的。火车外枯燥的景色，以及时不时跃入眼帘的流浪猫和牛，让我的感觉非常不好。之前的担心和犹豫又都浮上心头。”好在，接下来在北京和上海的日子，冲淡了博甘的不悦心情——和中国队的交流比赛，以及一系列的活动安排，让博甘在中国的行程变得非常紧凑，“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和不同的人一起吃饭，不停地喝着茅台，然后有些尴尬地和语言不通的人面面相觑。而第二天早上，我们不是去参观游览，就是和中国队出色的队员们在满是观众的场馆里，打着一边倒的比赛。不过，中国队队员总是手下留情，让比赛不至于很难看。”

　　说起37年前在中国的日子，博甘能很轻松的就概括出来，但是谈起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他却犹豫了很久才慎重地说道，“应该是中国人民。因为他们很显然一直在很隆重地接待我们，虽然这种事情在美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毕竟很多美国人甚至都还不知道乒乓球是什么东西，也对这样一支没有实力的队伍竟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博甘的记忆中，他们在中国的所有行程，都有政府高官以及军队将领的陪同，而一支原本在北京遗失的笔，也在他们抵达上海之后被原封不动地送到了酒店，“直到现在我都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所以在我的书里，我用了整整5页篇幅描述了这一神奇的事件。而在那种时候，我才会意识到我们这一趟旅程的非凡意义。”

　　在中国怀揣着忐忑和好奇心情度过了8天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英雄般凯旋归来。此前国内的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让他们成了轰动性的话题人物。“据说，那种报道的密度和篇幅，几乎可以和当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相媲美。”而在出访中国期间，作为《纽约时报》的特别撰稿人，博甘的大量文章成为了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和此次出访的窗口，蒂姆·博甘这个名字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所以在1972年的乒乓球协会改选时，他轻松地击败前任成为了乒协主席。“中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回想起来我总是有着很多骄傲和自豪的理由。”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