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 虚火上升

　　杨时旸

　　上次三高在北京的演出就是一个例子，当天晚上他们先飞去韩国演出了一场，那边的出场费是每人三万到五万美金。我们给他们多少钱呢？每人350万人民币！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再有，比如柏林爱乐乐团在欧洲演出一场最高的费用也就是20万美元，你知道咱们给他们多少钱吗？800万人民币一场！

　　“中国古典音乐火？那都是虚火！”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谭利华对记者说。

　　前段时间，《纽约时报》刊发了一整版关于中国古典音乐热的报道，报道出来后不久，中国的圈内人士就纷纷指出这篇报道的片面。

　　我们一直是“冤大头”

　　近年来，无论是三高的来华演出，还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与新年音乐会，每一次似乎都能引起人们对于古典音乐的关注。而这个被人们称为高雅艺术的音乐形式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光鲜。

　　记者问谭利华，《纽约时报》说有些国外乐团接连来中国演出是因为中国给出的价格比其他国家都高，真实情况是这样吗？谭利华把烟按在烟缸里，大声回答，“说得太对了，一点错都没有。”

　　他说，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上次三高在北京的演出就是一个例子。“当天晚上他们先飞去韩国演出了一场，那边的出场费是每人三万到五万美金。我们给他们多少钱呢？每人350万人民币！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再有，比如柏林爱乐乐团在欧洲演出一场最高的费用也就是20万美元，你知道咱们给他们多少钱吗？800万人民币一场！”谭利华显得很激动。

　　谭利华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国内有钱的企业现在确实很多，他们愿意找个大牌乐团，赞助他们，给自己提升形象。所以是自己把市场搞乱了。”

　　其实，这样的“冤大头”不只是在邀请国外乐团来华演出的时候，很多时候，中国的乐团到国外演出还要自己出钱。“真正的国际惯例是一个演出团体自己只负担国际旅费。其他的比如酒店、陆路运输、演出宣传等等都是组织方出的，另外还要付演出费。现在倒好，中国乐团还要自己出钱。”

　　谭利华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就在前不久，他一直在和一个国外的演出公司谈2007年北美的演出合作。有一天，对方打来一个电话对谭利华说，“咱们签约吧。”谭利华说“好啊。”对方说，“那你现在给我汇款过来吧。”谭利华懵了，问对方，“我们为什么要付给你钱？”演出公司的回答是，“对啊，中国乐团都是这样的。现在正在这边演出的一个乐团就是这样做的啊。”

　　“你看看，现在国外就拿这样的办法对付中国乐团。他们觉得中国有好多有钱的傻大款，就往死里宰你。这样的‘冤大头’不能再当了。”谭利华说。

　　打零工

　　北京是中国交响乐团最为集中的地方。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和中国爱乐乐团是比较重要的几支。乐团都各自有着自己的角色和任务。比如，谭利华所在的北京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为北京古典音乐市场最火热的演出季。这些演出季也是各自最重要的演出任务。现在这些音乐会和音乐节，能够靠市场盈利的可能只有谭利华策划的“北京新年音乐会”。为了生存，这些乐团不得不在音乐会之外寻找机会。

　　中央歌剧院演出处处长蒋寒的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张贴着乐团各种演出的海报，最明显的就是帕瓦罗蒂那张令人熟悉的脸庞。“帕瓦罗蒂的那场演出对于我们确实非常重要。当时老帕的私人助理过来亲自挑选伴奏乐团，挨个在北京找乐团看排练。我们当时在做一个日常排练，正好合唱团也在，老帕的助理说他当时听得几乎流泪，他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专业的歌剧交响乐团。”蒋寒对一年前的细节仍记忆犹新。

　　平时，乐团的有些乐手还是会到外地去做商业演出，就是企业包场的那种。如果平时注意看电视剧结尾的字幕，也许经常能够发现在音乐那一栏下面会出现某某交响乐团的字样。参与流行歌曲的录音，录制唱片中的交响乐部分也是很多交响乐团工作的一部分。不光是在国内，由于古典音乐的生存越发艰难，国外一些交响乐团也在向流行音乐靠拢，例如德国著名的金属乐队“蝎子”和柏林交响乐团的合作就俨然成为了一段经典。

　　“毕竟这些乐手也要养房养车，光靠团里的政府拨的那部分钱恐怕太少了。”蒋寒望了一眼窗外停靠的一排排乐手的轿车说。

　　跑“堂会”

　　对国内的几大交响乐团来说，各大音乐节的票房收入基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太低了。”谭利华说，国外交响乐团的收入主要是三部分，一块是政府的投入，一块是财团基金会的支持，另外就是票房。而且票房收入占的比例差不多有4成，观众已经有了买票听音乐会的习惯，所以能形成良性循环。而在中国靠卖散票基本不可能。所以国内乐团的收入来源，除了政府补助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企业包场的商演。

　　为了扩大盈利，谋求出路，很多乐团也自己寻找企业赞助的演出，那种为了企业庆典或者纪念日的临时演出，多少有一点现代“堂会”的味道。

　　这样的商演主要是一些大企业搞庆典和活动，他们愿意邀请一个交响乐团做场演出，因为这比起请歌星要显得高雅许多。但是和赞助一样，大多企业喜欢冠名某某之夜，有时也要求演出一些通俗的世界名曲，这也让很多乐手感觉十分无奈。“国外的大企业就不会这样，他们懂得尊重乐团，虽然是他们出钱请乐团，但是他们不会对演出的内容指手画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企业还是要学习。”谭利华说。

　　但也有一些大的企业不会干涉乐团的演出内容，对于乐团来讲，这样的演出最让他们欣喜。对于一个交响乐团最重要的收入只能是靠这样的商演，谭利华显得很乐观。

　　“总体上说这也算是个好事，毕竟有人对于古典音乐另眼相看，觉得那是个高雅的艺术了。”

　　《纽约时报》说中国学琴的孩子都是以十万记数的。对此，谭利华十分同意，他自己也做过调查，北京学钢琴和小提琴的孩子各有十万，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一万里边出一个那就是10个啊。”但是他认为这里边有很多冲着音乐以外的东西来的人，需要引导。

　　票房靠不住

　　1998年，指挥家余隆和在电台工作的曾伟聚到了一起，他们要策划一个古典音乐的持续性演出，这就是今天已经名声很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当年的处境难以想象的艰苦。余隆找自己的母亲借了辆车，曾伟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办公室。他们一点点和政府沟通，和音乐家交流，最艰难的时候，曾伟曾经对余隆说 “不行你把车卖了，我把房卖了”。现在这个音乐节已经走过十年，由中国爱乐乐团所担纲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年正在筹备自己的十岁生日。

　　但余隆和曾伟为古典音乐赢得更多的是名声，而不是商业收益。到现在，票房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更多的还是靠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冠名。”关于这样的冠名曾伟有时也很无奈。他对记者说，有一次他们到广东想做一场演出，谈赞助的公司马上就答应了，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为他们的老总再办一场卡拉OK.他们没办法，最后只能放弃。

　　“我们虽然需要企业赞助，但是还是得挑选的，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赞助总喜欢冠名，我们总不能把一场古典音乐会叫成某某尿不湿之夜吧。”曾伟开玩笑说。

　　谭利华所在的“新年音乐会”目前是为数不多的靠音乐节能够盈利的。每年的年底，他们会做两场演出，一场是政府邀请演出答谢国外使节的，票房自然不必操心；另一场就是面向市场，因为名声在外，也已经一票难求。于是很多演出公司看中了新年音乐会这块金字招牌，做各种不同名目的演出，大大小小的几十场。去年，北京新年音乐会的组织方还自己让请来的国外乐团提前演出了一场，谭利华知道之后非常生气。“这就是自己破坏自己的市场。”他说。

　　除此之外，谭利华每年都会在中山音乐堂做音乐季，每场投入五六万，票房收回一两万。“赔得厉害。”但是谭利华还是坚持在做。“这种音乐季演出的都是一二百年的经典，是每一个职业乐团都要做的演出，这样才能表明你在国际上的地位，不管是不是赔钱都要做。”

　　出唱片说明不了什么

　　这几天，除了要到排练厅指导乐队之外，谭利华还要和百代EMI洽谈出唱片的事宜。“这是EMI这个百年厂牌第一次和中国乐团合作，是个标志吧，说明认可中国的乐团达到了一定的地位。”谭利华说。

　　两年前，EMI公司开始主动和谭利华联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终于决定签约为北京交响乐团出版唱片。“现在唱片市场下滑得厉害，所以他们也是很谨慎。我们这次会是正式的合作，就是说在下半年还会有唱片继续出版。”谭利华笑着说，“这次是真的国际运作，他们负责他们的，我们负责我们的，唱片决不是我们自己出钱买的。”

　　高兴之余，谭利华也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出版唱片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商业行为。“EMI看中的是中国潜在的市场，以后出的唱片也要看这次推出之后的市场情况。”

　　所以，为了商业利益，在选择曲目的时候，EMI要求乐团演奏一首关于奥运会的曲子，再有就是其中一张唱片是中国的“民族交响乐”。谭利华说，“这也很正常，毕竟国外现在关注的是北京的奥运会，他们也是为了借势。以后我们合作的唱片可能中国自己的交响乐部分还要更多一点，有个特色嘛。”

　　虽然百代开始出古典乐唱片，对于中国古典音乐的生存状态，谭利华仍然不乐观，他说，“说古典音乐在中国火，其实说火也火不到哪里去，说败也败不到哪里去，我去西方演出，观众大都是白发人。在中国却不一样，来的都是中青年，他们愿意了解西方文化。又有那么多有钱的企业想请国外乐团过来，所以就造成了国外以为中国的市场有多热，其实并不是就这样，很多情况都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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