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沸沸扬扬的“周萌萌事件”，终于以周萌萌向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道歉而草草收场。此前，运动员和政府主管部门双方对峙之果决、言辞之激烈，在中国体育界极为罕见。原以为，周萌萌将为“举国体制”上一课，但是最终——— 用体育圈内人士的话说——— 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

　　在欧美，网球运动员可以选择大满贯而放弃奥运会，可以选择公开赛而拒绝联合会杯，因为运动员的产权界定是明晰的，运动员拥有到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资格。周萌萌成材，是家庭投入与个人奋斗的结果，她与所谓“国家队”或者主管部门并无契约，本有选择比赛和表达思想的自主权，但是，当她“弃赛”、“主动爆料”之后，便面临着“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选择。

　　以参加职业个人比赛为主的个体户运动员，急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主管部门卸除父责却仍要保留父权——— 这是整个

中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缩影，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有关部门不能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为由，滥用公共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运动员，甚至随意剥夺运动员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但我们注意到，有关体育官员公开说，周萌萌应该为挑战体制付出代价。这就是说，无论你是“国有运动员”还是“民间运动员”，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也就是说，在举国体制下，集体意志与个人自由、私人利益是没有界限的。

　　实际上，在中国体育界，反对“集体主义”的个性解放者并不少见。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新闻人物，因为他们“大逆不道”，是异端。在周萌萌以前，有彭帅、丁俊晖、李娜、王治郅、王蒙、田亮、郭晶晶等，但是在“不准退出”的集体主义中，他们的结局往往不太妙，动辄灰头土脸，甚或头破血流。

　　有一个人似乎是例外的。这就是何智丽。1987年，在第三十九届

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中，她没有听从“领导”的统筹安排，拒绝为队友让球，进而获得冠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捍卫体育精神的打假英雄，但却要深刻检讨，屡受排挤。后来，她负气远嫁日本，并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代表日本队出战，夺得金牌。但是这一来，何智丽就变成“汉奸”、“卖国贼”了。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0年。

　　其实，被咒骂的何止何智丽。当诸宸更改国籍，当风传周蜜可能改换国籍加入马来西亚国家队，她们得到的几乎是同样的待遇。在社会日渐开放、市场化改革逐步加深的今天，我们在对待这些追求个人自由的旧体制抗争者时，居然轻易就可以达成社会心理与社会机制的集体性合谋，不能不令人深思。而这是比公共权力的滥用更为可怕的。

　　当代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与何智丽交往二十载，他的文章展现出一个敢于追求梦想、“打击越重，迸发出来的火花越灿烂”的何智丽，了解这段历史，理解这段历史，对于国人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奥运精神和一种“大国心态”迎接

北京奥运会不无益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