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欧罗索夫 （李海 编译）

　　新近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Islamic Art）令人一见难忘。作为建筑，它并没有特别革命性的地方，但它那简洁而棱角分明的造型给人一种宁静，这使它在当下这个要么卖弄技巧要么沉湎于怀旧的时代显得尤为特别。

　　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设计者，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早在几十年前，贝聿铭就以诸如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s East Building）和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这样的杰作而声望卓著。但之后，他似乎成了一个流连在建筑业外围的谜一般的人物。他的最佳作品不乏崇拜者，但它们似乎遭到了建筑师学术圈子的忽视。现如今，91岁高龄的贝聿铭重又获得了人们的尊崇。

　　另一方面，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是人们重塑中东地区文化身份的体现。中东地区多如牛毛的大型城建项目，从正在筹划中的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馆到多哈的教学城（Education City in Doha），经常被西方论者指为花哨而不切实际。但刚刚完工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不同，它证明了这股建筑热潮的底色。该博物馆简朴，甚至带点原始粗犷的造型，以及展示于内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莫不凸显出卡塔尔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真诚。

　　但或许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它的设计源自于一种乐天主义的世界观——这与中东地区最近几十年越来越深陷其中的都市现代化与严格的宗教文化两极格局似乎格格不入。它体现了一种过去与现在能和谐共存的理想，它依稀令人回想起逝去久远的美好过去。

　　对贝聿铭来说，所有严肃的建筑都应该在过分感伤地怀旧和患了历史健忘症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折中。

　　在一次访谈中，贝聿铭说：“当代建筑师往往喜欢将现代主义强加于作品。他们对历史有一定的关怀，但不够深。我知道时代已经改变，我们早就进化了。但我不想忘记一切的起点。建筑需要有根，那样才能持久。”对于熟悉贝聿铭作品的人来说，他们对这番话并不感到吃惊。贝聿铭早年间为波士顿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the Kennedy Library in Boston），虽然可能并不是他最引人注目的早期作品，却由于它对肯尼迪总统的缅怀而大获人们的赞美。

　　肯尼迪图书馆是在肯尼迪总统遇刺16年之后完工的，它的建造似乎是某种希望之举，似乎体现于肯尼迪那一代人身上的道德观能通过石头、钢筋和玻璃而保存住。

　　在很多方面，贝聿铭的职业生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低迷时期直到表面繁荣的里根时代——很合拍。然而，他的作品从来没有丧失那种稳健的理想主义特征。这种特征在他1978年完成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自那次大获成功之后，贝聿铭处理起建筑设计来常常从容不迫，这种从容淡定是其他设计师——无论他们有多么功成名就——都难以企及的。1983年，当他最初获邀为卢浮宫的设计参与竞标时，他拒绝了，原因是他说他不会提交一个预选设计方案的。不过，后来密特朗总统直接聘请他来主持设计。贝聿铭同意了，并提出能否宽限他几个月，好让他仔细研究一番法国的历史，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奔波于欧洲和北非，考察那里的建筑，此后，他才开始认真着手设计方案的工作。

　　1990年，在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竣工一年之后，贝聿铭离开了他的事务所。近期以来，他过着一种半退休的生活，即使在忙碌时，每次也只接手一个设计任务。

　　这样的从容态度的确与全球化时代日益加快的节奏格格不入。但对于眼光短浅的当代文化建设来说，贝聿铭的做法无疑起到了一种温和的矫正作用。许多成功的当代建筑师都来回地在全球奔走，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暴露文化矛盾而非提供和谐的图景。

　　贝聿铭则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平稳前进的持续过程。这一观点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那里得到了巧妙的体现，它那简洁而抽象的表面造型，既是对正统的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也是对古老的伊斯兰建筑的回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最初是由卡塔尔国王和他26岁的女儿，Sheikha al Mayassa公主提出设想的。它是一个更大型的文化项目的核心成分，其目的是在一个不久前还是贝都因人营地和渔村的地方打造一个全球性都市。建立艺术博物馆则是为了回顾从伊斯兰教的诞生到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那段历史，在那时，穆斯林世界是全球科学试验和文化宽容方面的中心。

　　“我父亲原本设想建立一个跨文化机构。”Sheikha al Mayassa公主在最近的访谈中说道，她已被委任监督多哈的文化事业这一职。“它的目的是重新连接起久已断裂的历史丝线，找到解决冲突的和平方法。”

　　贝聿铭的目标是将较久远时代的价值观融入当今的文化之中，或如他所说的，捕捉住“伊斯兰建筑的精髓”。

　　该博物馆坚硬而轮廓分明的造型取材于开罗的一处建筑的水池，还取材于8到9世纪建立于突尼斯的那些堡垒。为了营造一种与世无争的氛围，贝聿铭将博物馆建在了一个人工岛上。从远处望去，博物馆砖块般的造型与码头两边完工一半的塔楼和工程起重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如漫步在其两侧，人们会看到博物馆主馆的顶端是一个矮方塔，塔面上有一个眼睛状的孔口，在里面是内部的穹顶。

　　从某些角度来看，这种构造似乎单调乏味而又异想天开，但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它好像漂浮在水面上。当人们走进它，整个构造的全部力量开始凸显，其造型更显宏伟壮观。然后，你会看到一些传统的细部建筑，如入口上方的两个小拱窗。这些修饰给人一种均衡之感，从而使整个建筑的尺度更符合人们的鉴赏习惯。

　　其内部设计仍融合了现代派和伊斯兰传统两种主题，在这里，贝聿铭更多地借鉴了宗教建筑的特点。其半球形圆顶是一个由不锈钢板建成的复杂图形，它被镂空显现出一个眼睛状的孔口，令人回想起巴洛克式教堂以及古代清真寺经常采用的那种复杂的几何图样。

　　贝聿铭创造出了一个高雅艺术的殿堂，并将文化放置在曾是供奉宗教的底座之上。他意图创造出一个伊斯兰文化的象征物，同时又为卡塔尔和中东居民打造一份共同遗产。

　　宏伟的中庭建筑还只是个前奏，真正精彩的是画廊，它们给人一种亲切感，正如中庭给人一种拔地而起的气势。展品都放置在高耸的架设在桌台上的玻璃壁柜里，这使它们尤其显得直观。如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一样，其所收藏的艺术品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现代性和伊斯兰文化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由同样的历史丝线编织而成。

　　最令人感动的作品应属那些集中体现了这座博物馆的核心之所在的那些普世性价值观：正是思想观念自由、开放的交流促成了伟大而具包容性文明的形成。贝聿铭设计的这座博物馆提醒我们：作为一项政治或社会议题的文化建筑也能是一项疗救行动。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它要求将貌似冲突的各种价值观融为一个共同体。

　　    （尼古拉·欧罗索夫 《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