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颖 阿姆斯特丹报道

　　未来，某日。

　　X先生清晨醒来，打开灯和电视，用微波炉给自己热了一杯牛奶。在这间各式生活家电齐备的公寓里，却没有安置电表，因为屋内的所有生活用电，都是由悬挂在屋子外墙上的六台小型太阳能电力转换器提供的。

　　看完早间新闻，X先生洗了个澡，他的公寓24小时提供热水，只需要付与冷水相同的费用，因为这些热水是由垃圾回收焚烧后产生的热量加热并输送的。

　　梳洗完毕，X先生用手机登录市政交通网站的实时路况监控页面，发现早晨的交通格外拥堵，尤其是自己上班的必经之路由于流量过大已经显示为红色。

　　X先生早上9点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目前已经8点30分，从他家到公司正常情况下至少需要20分钟车程。可X先生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会议资料熟悉了一遍，在8点55分打开写字台前的电视电话会议设备，不到一分钟，公司的所有参会人员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有些在现场，有些和X先生一样也在家中的电视电话会议系统上。

　　开完会，X先生又通过3G手机让自己主管部门的所有员工登录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讲述会议主要内容之后布置好近期工作重点。关闭系统后，X先生在自家的写字台前开始了繁忙的一天。

　　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也许发生在未来，而在欧洲的一些城市里，这种Flexible Working(灵活工作)的生活正在真实地上演着，实现Flexible Working的城市，超过60%的居民因此而受益。

　　以Flexible Working节约城市成本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形成了一种目前欧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新生活方式：C2C(Cradle to Cradle)——从摇篮到摇篮。

　　关键词：energy resources positive

　　(能源循环利用)

　　颠覆传统的新环保观

　　C2C的风潮，甚至已经波及到好莱坞。连著名影星Brad Pitt都宣称，引领了新环保观念的《Cradle to Cradle》“是我有生以来读过最重要的一本书”。

　　尽管提及这种影响力时《Cradle to Cradle》的作者Michael Braungart冲记者眨了眨眼睛，开了个谦虚的玩笑：“我怀疑他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从Michael Braungart受邀在阿姆斯特丹、旧金山、首尔、马德里、汉堡、里斯本、伯明翰等60多个城市市长参加的“连通城市发展大会”上作主题演讲不难看出，《Cradle to Cradle》提出的新环保理念对欧美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的环保观念：环保不只要“可持续性发展”，更要有“创新思维、绿色思维地发展”，要制造能够“循环利用”的能源。人们应该实现的，是生态的“有效性”，而不是“高效性”。

　　Michael Braungart对记者说，传统的环保观一直在强调“减少或不使用某些东西就能改变环境”，很多国家的政府也都在采取这种办法来做环保，这种理念本身就有问题。“比如说，有些政府说不使用汽车就是为改善环境作供献，那假如我自己没有汽车，是不是就不能作贡献了？在新加坡政府提出这种方式的时候就有人质疑，‘那我就应该有两辆车，今天用这辆明天用那辆，我就能天天保护环境了’。再比如今年1月22日欧盟提出，废物能产生更多的能源，那我们岂不是要产生更多的废物，因为更多废物就等于更多的能源？显然这些都是不可行的环保方法。”

　　“传统的观念提倡少消费，靠‘不做’的方法抵御环境污染，我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如果仅从减少污染的角度讲，原东德比西德、朝 鲜比韩国要做得好多了，我在一次会议上问大家，靠‘不做’减少污染谁做到了？台下有人喊‘孟加拉国做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就都该学习原东德、朝 鲜、孟加拉？显然不是。如果是那样我们什么都不要消耗，干脆只买厕纸就好了。”在Michael Braungart看来，目前全球环保事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多地区人们还不能像生物代谢那样，找到发展“技术代谢”的方法，让能源循环利用起来。“比如现在很多城市建的楼都很漂亮，但建楼的人不是为了给人使用而建的，设计上充满能源浪费的不合理，因为他们只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再比如一些玩具制造商，他们制造的玩具不是为了给孩子玩儿的，而是为了成本低廉，却不想想那上面充满了化学药品，孩子玩玩具的时候是会舔手指的。”

　　提到新的环保观念在中国的可行性，Michael Braungart表示他很欣赏中国提出的循环经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思维方式就是自然循环的模式，比如在农村，人们非常希望客人能在自家上厕所。中国人要解决环保问题，首先要回归自己的传统，再借鉴西方系统的思维方式。而且要了解环保不是苦行僧式的，不做事、不用东西，而是创造出新的能源利用方式。”

　　Michael Braungart说他发现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实验C2C的方法，比如提升空间，在屋顶上种东西，开发出新的可利用土地。“我必须承认，能源的循环利用需要的成本很高，不可能用便宜的东西去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后总的成本会提高，因为它同时也会节省很多环节，比如水净化系统等。”

　　关键词：Smart Work Centres

　　(智能工作中心)

　　高科技节约城市成本

　　在Michael Braungart看来，荷兰是最值得中国借鉴的国家，因为荷兰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中国还要高，而荷兰却在如此高人口密度的情况下在交通、人口等城市成本降低问题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阿姆斯特丹则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C2C的城市。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阿姆斯特丹企业中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Zero delay(零延误)。

　　这让记者想起了在国内开会时的情景：因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缺席，会场中的几十、上百号人不得不枯坐等待十几甚至几十分钟；因为要参加一个不能迟到的重要会议，因大塞车被堵在路上的人们急得抓耳挠腮，有些人为怕迟到不得不提前一小时出门。

　　这种种问题，在阿姆斯特丹和阿尔梅尔市之间，用一座Smart Work Centres(SWC)便迎刃而解。

　　阿尔梅尔市与阿姆斯特丹之间，不堵车的情况下开车大约40分钟左右，相当于北京从海淀区中关村到朝阳区CBD的距离，在阿尔梅尔市的10万工作人口中，绝大多数都要每天驱车到阿姆斯特丹上班，常常在上下班高峰期形成交通拥堵，人们上下班的时间有时会从40分钟延长到2小时，不仅造成了交通成本的高消耗，汽车排放的尾气也加大了两座城市的环境污染。

　　而目前，阿尔梅尔市60%的工作人口都可以不必长途跋涉，而是开车10分钟左右，直接来到SWC上班，虽然每间迷你办公室只有一个人，但却能和在公司里一样正常工作，如果遇到公司的紧急会议，也可以通过SWC的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非实地参与。

　　不仅如此，SWC所在的写字楼中还有幼儿园和餐厅，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不仅可以将宝宝安置在写字楼里，吃饭都不必走出大楼。

　　已经在SWC工作了几个月的Teleportel公司员工Willem Doorduin说，阿尔梅尔市的SWC是整个荷兰的SWC实验点之一，因为现在荷兰的大部分企业都在推行一种“高品质工作”概念，“我在SWC的办公室就是公司租用的，这种新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在第一次使用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和总公司沟通的时候，我觉得那简直不可思议，而现在，我已经习惯使用它了，新的3D技术在电视电话屏幕上的应用，让我几乎只需要30秒就忘记了自己是在和电视里的人讲话。使用了电视电话这种工作方式后，我觉得我和客户的沟通不是变少了，而是变多了，变得更亲切了，因为以前只是在电话中交流，现在却可以看到对方。”

　　对Willem Doorduin来说，在只属于自己的新环境中工作，不只节省了以往浪费在路上的大量时间，连工作效率都提高了，“以前到公司后总是先和同事们聊半天，工作中间也可能会聊天，工作效率实际上并不高，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几乎是一坐进办公室就开始工作了”。

　　阿尔梅尔市副市长Martine Visse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SWC的应用非常骄傲，“我访问过中国深圳，发现有很多中国北部城市的年轻人，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做的也不过是那些事情，这种状态以后可以有些变化。在阿尔梅尔市设立SWC，我们是希望很多人在一个大公司里工作的生活状态变得不同，除了SWC外，我们现在还在促成家庭光纤到户工程的完善，这个工程实际上在整个荷兰都在推行。光纤到户实现后，人们甚至可以不用到SWC，而是在家里就能办公，政府也会相应提供实时的火车、汽车等交通信息，你可以选择在家工作，也可以选择避开交通高峰，先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再到公司去上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种可以有效降低城市成本消耗的Flexible Working已经在欧洲部分城市流行起来。目前在伦敦工作的Jenny Zhong告诉记者，现在在伦敦，Flexible Working已经被纳入市政府的法律规定，公司不得限制员工选择工作方式，如果员工提出需要在家中工作，公司必须批准。

　　关键词：waste-to-energy

　　(废物再生能源)

　　垃圾的长效持久性工作

　　记者来到欧洲最大的废物回收能源基地——阿姆斯特丹废物回收能源基地，在基地外墙上的垃圾转换示意图中可以看到，垃圾在这里不只被转化为电能、产生热水，燃烧后分拣出的铁、金、银、铜都可以被重新分离出来并出售，沙子和玻璃被用于造路、固定地基，烟灰还被用作建筑原材料或制造成融雪剂等化工产品。

　　基地的商业交流顾问Nadia Pattavina说，垃圾的高效利用得益于所有市民严格地将生活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其实我们也没办法把塑料等化工产品分离出来，如果人们在扔垃圾时不主动将这些化工产品分开投放，垃圾燃烧后就会产生毒性强烈的气体，整个工厂都会被毁坏掉，那样的话平均2个月就要全部更新一次设备。现在虽然还是会在可回收垃圾中出现一些玻璃制品，但塑料基本不会出现，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获得电力热效益。”

　　在Nadia Pattavina看来，未来城市的废物处理，就是要让垃圾能长效持久地工作。“比如在我们的基地，燃烧垃圾产生的热量可以将水加热至1200摄氏度形成水蒸气，水蒸气被两次送入发电系统，不只转化成电力，蒸汽也可以产生热水，热水通过热水管道被输送至市民家中。目前，距离基地1200公里范围内的家庭大部分都在使用这种热水，这一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家里就不需要用煤气烧水了，不会再因此产生二氧化碳。”

　　阿姆斯特丹废物回收能源基地每年通过燃烧废物能获得10亿兆瓦的电力，市民们把这种电力称作“绿色能量”。阿姆斯特丹市目前的电车(该市公共交通设施只有有轨电车，没有使用汽油的车辆)、街上的照明灯等公众设施使用的都是这种“绿色能量”，剩余的电力则被卖到电力公司，由市民选择购买。

　　“目前送到基地来的垃圾99%都可以重复使用，即转化成其他能源，只有1%的焚烧废物没办法处理回收，需要用特殊装置存放，但绝不能埋进土地里。”Nadia Pattavina说，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市，任何焚烧都要求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为零，也就是说焚烧产生的能源必须进行转化。“中国北京的市长去年也来我们这里考察过，但这种废物回收能源需要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不同国家使用这种系统需要考虑当地的情况。我们目前正在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准备在欧盟各国推广使用，以获得最高的垃圾回收效益。”

　　阿姆斯特丹市长专访：

　　生活方式不能靠命令改变

　　即将在今年11月与荷兰首相一起访华的阿姆斯特丹市长J.Cohe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阿姆斯特丹与全球的其他城市一样，环境治理问题排在首位，可持续性是关键词汇。阿姆斯特丹计划在2040年达到二氧化碳中和的目标，即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量不能造成地球升温，也就是气候中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找到转化能源的方法。将垃圾转化成能源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也是永远要做的事，这是阿姆斯特丹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担任的角色之一。荷兰就像中国一样，喜欢做贸易，我们希望能在能源转化方面产生新的想法，把这种想法出售给其他国家。”

　　作为将在全球第一个实现C2C城市的市长，J.Cohen说他现在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不知道哪种发展方向最终能够成功。“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有很多种新的再生能源、改变环境的想法，而是在于选择。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风车，使用风力发电，但我不知道将来是否还要增加更多的风车，仍旧用风力发电，还是使用新的发电方式。再比如上周日是阿姆斯特丹的无汽车日，有人提出将来发展电力汽车，有人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我不确定哪种想法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要站在哪个角度选择，要经过深思熟虑。”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讲，建成一个C2C的城市需要改变很多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J.Cohen也坦承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政府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命令，要求人们必须这么做，另一种则是给人们提供新的、不同的方法。显然第二种更可行。比如汽油贵了，人们自然会选择电力汽车，各种能源越来越贵，人们也就会相应选择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不只要靠一个国家，而需要全球所有国家一起来完成。阿姆斯特丹希望成为CUD(连通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因为CUD的实质，就是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上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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