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的未来迷局

　　杨时旸

　　在设计理念、创意思维甚至在操作手法上，中国与国外的建筑师是否真的存在一定的差距？今后在中国这些日益变化的大城市中，是否能看到本土设计师的作品？中国建筑师的未来图景似乎还在寻找之中

　　如果你关注新闻，就会在最近的任何媒体上看到连篇累牍关于“鸟巢”的相关报道。“鸟巢”这个词语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指涉，作为2008年奥运会一个著名的建设场馆，“鸟巢”现在正备受瞩目，先前的争论已经被更多的盼望所取代。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它的设计者库哈斯·安德鲁。

　　鸟巢、水立方，很多细心人慢慢发现，似乎国内这些具有坐标意义的大型建筑一直被外国的设计师垄断着，中国的建筑师们一直处于一种失语当中。

　　在设计理念、创意思维甚至在操作手法上，中国与国外的建筑师是否真的存在一定的差距？今后在中国这些日益变化的大城市中是否能看到本土设计师的作品？中国建筑师的未来图景似乎还在寻找之中。

　　并未接上的轨道

　　当初，鸟巢方案确定的时候，评论界的声音走向了两个极端。可无论如何，方案是通过国际化的标准操作竞标而成的。当时有13个评委投票，其中有6个国际评委、7个中国评委，其中，中国评委中有4个专家，还有3个奥组委等方面的官员，这样的组成也是按国际惯例来的。可是没过多久，就又传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竞标时的方案将被修改，去掉鸟巢的顶盖。

　　在国际规则中，这是完全不符合惯例的。一般在国际上的建筑项目都有着规定，竞标时一旦确定了方案，在操作时就应该严格按照方案进行，因为如此大的项目，无论是经费还是设计的整体进行，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悉尼歌剧院。从1955年起开始征集方案，当时一共有32个国家的233个作品入选，最后，丹麦建筑师约翰-乌特松的方案被确定下来。但是，当方案被确定并被媒体宣扬得家喻户晓后，人们才发现，以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法实现那样的造型。需要的资金也从700万澳元的预算变成了1.02亿澳元。因为沉重的负担，1966年新组阁的

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停止雇用约翰-乌特松，建筑师一气之下离开澳大利亚并发誓永远不踏上澳洲土地。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方案，政府除了募集基金以外甚至还发行了歌剧院的彩券，最终在没有改变设计方案的情况下，用减少内部装饰费用的办法完成了剧院的建设，这个过程用了整整16年。

　　“这就是国际惯例。” 建筑评论家史建说，得知鸟巢要做修改时，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先例”。于是他和日本著名建筑师矶崎新等人在青岛发出了一个宣言对此表示不满，但是毫无效果。因为4名院士上书，给“鸟巢”提出10条建议，以说明浪费材料，预算超额等问题。最终因为“勤俭办奥运”等等的原因，还是决定拿掉原方案中的顶盖。

　　“如果中国真的想走入国际化，就不能去破坏那些已经成熟的国际惯例，如果破坏，那么对自己本国的建筑师是极为不利的。”史建说，“目前来说，国内大多数管理者在对待中国建筑师和国外建筑师的态度上是完全不同的。对国外建筑师更多的是尊敬和仰慕，但对于本土建筑师却干涉过多。而与国际惯例的脱节也会影响未来中国建筑师在国际上的地位。管理者和建筑师只有成为一种平等的博弈状态，中国建筑师才会有自己的未来。”

　　建筑还是艺术？

　　中国的

房地产开发商邀请国外建筑大师做商业项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据业内人士说，其实那些开发商大多根本不懂建筑，他们去选择哪些建筑大师完全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甚至更多是只需让那些建筑大师挂名以炒热自己的楼盘而已。广州有一个楼盘，坐落在比较偏远的老白云机场附近，因为地理位置不佳，所以每平方米起价只有2000多。后来开发商找到了建筑大师库哈斯为他们设计新楼的美术馆，第三期开盘后价格马上超过5000.据一位建筑界资深人士透露，某位国际大师在与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签署合同的时候，只要挂上他的名，只收钱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无须提供方案，无须提供交房时间，甚至在那位大师还没有签名的时候，那笔设计费就已经打进了他的账户。

　　史建说，其实在国外很多地方，那些一流的大师其实根本不会去做商业项目，只做政府的大型公共项目，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实现自己的艺术理念，而不是以次挣钱。据说著名日本设计师安藤忠雄有一次在青岛曾经回绝了为一位地产商设计

别墅的要求。后来房地产商想给安藤一块地，让他随意设计，开价也随他便，其实就是想借安藤的名气提升房子的品位和价格。安藤告诉开发商，如果让他在城中为穷人设计一套房子或者改造一些老房子，他会很乐意，但是如果用他在郊区给富人建别墅，他是不做的。安藤的解释是，那些纯粹的别墅项目只是商业性的，并没有太多的建筑设计，而如果是改造那些老房子，却能体现出不同设计师自己的思考。“建筑是与一个城市有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项目。” 安藤的这句话仍然让很多中国建筑师记忆犹新。

　　史建说建筑师不等同于艺术家，他们肯定会有与管理者的对话和博弈，这就是要求开发商与建筑师能在同等的水准上对话，才能做出优秀的作品，而不是像中国的大多数开发商和建筑师那样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交流。

　　传统的误区

　　建筑师张永和说他的想法就是“想让中国的建筑设计师能有一个集体发声的机会”。这是这位在国际上已经享有盛誉的国际大师的夙愿。2005年举办的首届深圳建筑双年展声势浩大的开幕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那次展览虽然被冠以“国际展”的名字，但实际上来参展的设计师大多都是中国人。

　　但是从开幕以来，虽然媒体屡有报道，但针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却凤毛麟角。参加展览的著名评论家史建对此颇有微词。

　　他说近年以来，其实中国的建筑界一直都在努力地“发声”。而且在一些本土设计师觉得自己力量尚且不够的时候，纷纷选择了“集群设计”的方式。“我管这个叫做百团大战。在个人力量还不够的情况下，一起才能造出声势。”

　　当中国建筑师大多还是拿建筑当作“活儿”来做的时候，外国的建筑师早已将建筑当作了表达个人创作的艺术形式。史建说，从传统上讲，中国人就一直没有把造房子当作艺术来看待，在古代从乡间民居到皇家宫殿其实都能归结为一个套路，所以也就无须设计。古代只有匠人，而没有设计师，甚至匠人连自己的名字都留不下。而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建筑传统又是断裂的。建筑学又被分到了工科当中。“从中国大学开设建筑学科的那一天起，中国的建筑师就与人文艺术脱离了关系而被推上了单纯的工程师的道路。”

　　中国的建筑以及设计师的未来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并不鲜明，个别的建筑师在国际上拿到一些重要项目的设计权，但是从整体来看，那不过只是个案，未来的城市对于中国的当代建筑师来说还是未知数，而对于规则的尊重才是一条寻求突破的必经之路。

　　史建认为，这种文化传统上对于建筑的不重视和建筑教育与西方的脱节确实是造成中国建筑师在现在集体失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未来，随着中国人对于建筑越来越关心，可能会逐渐减弱这种差距，会逐渐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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