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商业挂钩不用遮遮掩掩

　　“不光是我，全世界的指挥家都一样，陪完赞助商，再看乐谱。而且谁都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唯有埋头把音乐做得更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当记者把对余隆的采访提纲交给他的助手后，对方给出了两个“善意”的提醒：一是多谈艺术，少谈商业；二是要有心理准备，余隆有些情绪化。

　　余隆，中国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中国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在他的妻子—著名小提琴家徐惟聆眼中，余隆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而在一些媒体记者的眼中，余隆说话语速快，声音大，有时爱说一些北京的“胡同儿话”，与指挥的身份不太搭。

　　作为创始人，随着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际乐坛上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余隆的名字也渐渐开始被人们所熟悉。

　　4月10日下午，北京国际音乐节会议室，《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记者正在和工作人员商量有关采访细节，突然，一位身材高大，梳着齐整发型的人大步走进会议室，“我对经济一点也不懂，他们要采访我什么？”

　　旁边的工作人员示意记者：“这就是余指。”

　　“掌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Balance”

　　有乐评人认为，对于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来说，商业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在余隆身上，该话题则显得很是从容。

　　北京国际音乐节自1998年创办以来，在国内外取得巨大反响的同时，其成功的运作模式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音乐节的每场演出都会被冠以诸如‘索尼之夜’、‘轩尼诗之夜’、‘德意志银行之夜’等名称，这些‘夜景’实现了商业的预期—在商业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追求比较纯粹的艺术形式。”余隆对记者说，“而在这背后，自然有我们的融资行为，有赞助商的投资意图，有文化市场的回报效应。”

　　对于这一点，余隆始终强调，“文化”上的钱是永远不够花的，政府也不可能全部投入一个文化活动项目，连美国都不会有这个投入。 “所以，我必须做好赞助商与音乐节的市场运作工作。”

　　“掌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Balance(平衡)，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而我力求在不损害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商业化的运作，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对于一个指挥家来说，既要操作音乐节赞助商的事情，又要保持演出的水准，这会产生矛盾吗？“不光是我，全世界的指挥家都一样，陪完赞助商，再看乐谱。而且谁都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唯有埋头把音乐做得更好。”余隆说，这是一个尴尬，但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般来说，政府投资类似音乐节这样的文化项目，不会超过总投资额的70%，国外也这样，再富的政府也不例外。剩下的30%，需要制作人自己去运作、开发、融资。

　　余隆举例说，美国纽约著名的大都会剧院，也广泛募集，上百万美元不嫌多，一百美元也不嫌少。但无论数额大小，所有赞助者的名字都会被列入节目单中。

　　“这就是国际惯例。”余隆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必须走好两步路：一是向社会，具体说是赞助商打开投入这道大门；二是规范操作赞助行为与市场行为。

　　“‘XX之夜’的冠名在流行音乐界非常盛行，为什么在高雅艺术中不是羞羞答答，就是疲弱无力？艺术和商业的挂钩不能遮遮掩掩。”余隆坦言。

　　“好的赞助商支持好的音乐会，使音乐节整体社会效益增加。赞助商收到的社会回报就不仅仅是一个冠名、一条广告和一张节目单上的一句鸣谢。”余隆分析说，“但并不是所有大型企业都适合赞助音乐节。”

　　他说，像一些大众消费品类企业，品牌也很有优势，企业也很重视文化建设，但由于其产品目标定位是普通大众，所以在音乐节上赞助回报的效果就不如一些知名的金融机构更适合。因为金融机构的目标客户是高端人群，这也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气质”更相匹配。

　　拉到赞助商并不是成功的一半，连一小半都不是，因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是音乐的节目质量。作为艺术总监，余隆经常会动用他在全球的合作伙伴、世交和艺术挚友。以期最后达到一种过程：“良好的投资信誉—上品的艺术档次—高水平的艺术家—良好艺术氛围”，然后再重新进入这一良性循环圈。

　　从一台车 一间房到打造“中国概念”

　　今年9月份，每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将迎来10周岁生日。 “10年音乐最大的成绩是培养了一批喜爱音乐的观众。”余隆说，当初创办音乐节的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让国内喜欢音乐的人能够有机会听到国际大师的演奏。”

　　1998年3月的一天，余隆和他的朋友曾伟开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筹备工作。在创意之初，他们二人想做的便是创建一个国际知名的古典音乐盛会。他们面临的首要困难便是资金。

　　当时二人没有用来办公的场所，余隆便想办法从自己家中拿了一笔启动资金，又通过自己母亲借来了一辆车作为工作用车，而曾伟则将自己所住的房子腾了出来，那里便成为他们最初的办公室。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两个人迈出了第一步。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几个月之后，1998年的秋天，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便如期上演了。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他们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接连遇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政府方面需要沟通，音乐家需要交流，赞助商需要应对。而这一切都需要他们两人一一应对和处理。

　　在遇到这些困难后，曾伟曾一度对余隆说：“如果真的赔了钱，大不了你把车卖了，我把房卖了。”

　　就这样，“北京国际音乐节”从一个充满梦想的方案变成了真实的具有高水准的艺术展现。

　　对于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下一个10年的发展，余隆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音乐节前10年的节目，基本上跨越了从最开始单纯引进，到中期的合作制作，到最后推出‘中国概念’和委约创作作品，步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未来10年里音乐节的艺术发展将向‘走出去’的方向努力，逐步地依托基金会的发展，把更多的中国作品、特别是新作品，推向世界艺术舞台。”

　　“我是一个很mix的人”

　　余隆很西化，这从他讲话时不时蹦出的英文单词就能感觉到，但余隆终究还是一个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很mix(多样化)的人。”这与他的家庭出身分不开。

　　第一个人绕不过的人便是余隆的外祖父丁善德，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创作了《长征交响曲》等一大批的优秀作品。余隆自幼跟随他学习音乐。

　　在余隆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和众多著名音乐家的照片，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他和外祖父的合照。那是张黑白照片，拍得很有浪漫气息，余隆和外祖父站在路上谈着什么，他们看上去是亲人，又像是师徒和挚友，照片的背景则像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一般，淡淡地浸染开来。

　　“我觉得我是从小在一个mix的环境里长大的，生长在上海，一个很西化的城市。我的家庭受西方影响很大。外祖父给了我很大影响，他在

　　对余隆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不能不提，那便是他的妻子。“我妻子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对我也很有影响。她不是一个能用中国传统衡量的优秀女人，她是一种女侠式的人物，比我更张扬。我经常跟她开玩笑说：你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而是应该活在金庸小说里面。我跟我夫人更多意义上是朋友，夫妻之间首先就应该是朋友和知己。”

　　他们的婚姻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因为当时他们是打着赌去结婚的。那是在美国，他们在一顿午饭之后闲逛在纽约街头，看见很多人在city hall门口排队，然后集体宣誓结婚。“当时我跟她说，‘哎，这挺有意思的！你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就这样我们结婚了。从city hall出来，我们给所有在纽约的朋友打电话，说大伙一起出来吃个饭吧，因为我们结婚了。所有人都surprise(惊喜)，shocked(震惊)。”因为那时候，他们认识才仅仅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