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回到电影以里

　　本报记者 郭娟

　　北京报道关于《图雅的婚事》，发行反而是王全安最处心积虑的一环。他说他不愿意做20个拷贝，找两条院线放上半年。“艺术片”能不能按着“大片”的办法来发？这是有点冒险的，但王全安说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他们做了120个拷贝，不封顶，随着院线的需要随时增加。“图雅这婚，其实是要跟观众结的。”王全安说，他把《图雅》称作“有序的进攻”，电影节和电影局终于口径一致地说好。现在要等待的就是影院的结果。

　　环境越正常，你对自己越绝望

　　“好像一得奖就是第六代的一个胜利，为什么是一个胜利呢？那谁失败了呢？好像有一个虚拟的皇位，大家都在争那个权力，这很可笑，你的东西应该是建立在你的电影上。”

　　王全安上电影学院那会儿，正是“第五代”意气风发的时候，那种巨大的荣誉感袭来时的振奋人心，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他们那拨人早期做电影的动力之一。不过第六代似乎一开始就扮演了地下和反叛的角色——从五代的宏大叙事包裹中成长起来的个体经验的表述，他们曾经勇敢地面对“权威”、体制和进不去的院线。

　　王全安说他们也许是受“艺术片”教育的最后一批，“电影节的肯定是让世界知道你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回到国内，电影受到的却是“亚文化”一般的待遇，小众、边缘化，非正常渠道的流通，看上去很酷，底子里却是苦的。他们身在“体制外”。

　　直到后来五代跑去拍大片赚大钱了，六代还在电影院门口苦闷，进还是不进，怎么进？

　　体制宽松了，从前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的电影局、审查，忽然成了一个虚妄的假想敌，观众的接受与否变成最大的问题，“观众是最正常的，一个奖也不能提高或者降低你作品的质量”。

　　《图雅》被邀请去北大放映，王全安有点犹豫，他说他真的不急于把电影限定在某一个群体内，电影不是专拍给精英看的，精英只能是电影观众里的一部分。

　　但进了影院，三个亿拍出来的大片也不可能主动让路，王全安想得很清楚，精神内涵、文化口号都不能成为征服电影院的手段。他的办法就是尽量让电影的叙事变得更强悍，基本功更扎实。很多问题是技术层面的，影片结构、镜头长短、演员表演、资金利用等等。“回到电影以里”，他一直在强调。

　　“事实上任何一种电影都会有一定的价值，但就是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还想要观众和票房的话，如果你在意这个，就真得改善。不能一边不在意一边又要掌握解释权。”

　　王全安说，咱们中国人有闹革命的传统，打倒一个，再树立一个，对抗被放大，看似剑拔弩张，“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商业化一到来，很多曾经成立的姿态和对抗立刻被消解掉了。

　　其实现在中国这个电影环境我们可以做得更主动一些，他说，环境变了，文艺青年们已经睡在这个时代后头了，那是十年前的气质，是表现创造力的时候了。

　　但创造力有多强大？环境越正常，可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越少，电影变得更松弛，观众变得更自信，导演面对自我却是越来越紧张和绝望，有没有才华，扛不扛得住，这个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严峻。

　　回到电影以里

　　“我们谈电影的时候谈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当你非要解读出什么东西的时候还不是在谈艺术，还是在证明自己。”

　　“如果拍我从前那种类型的电影，我会永远觉得自己没问题，因为那种叙事不讲究，但是拍剧情的，你必须把观众带到你设定的那些细节里，完成叙事功能，你不是拍‘任何东西’，你是拍你预先设定的那个东西，还要让它看上去那么好。”哪个地方让观众看不懂了，肯定是松懈了，他的话就是“糙活儿”，他爱举科波拉的例子，十年熬出来的剧本，那种把握人物和场面的功力，叫做“剑过无痕”。

　　《图雅》讲的是个“嫁夫养夫”的故事，里面有对环境的焦灼，有人面对生活的坚忍，但这些对他来说还不能构成一部电影，只能负载在电影上供人读解，“但是看过的人会记住图雅的形象，这是一个片子穿透时间的最有力的东西。”电影的难、复杂，就像大师演奏的叹为观止，不光是灵魂，还要有技巧。

　　“艺术到最后，就是有趣跟没趣。拿这个鉴别一个人有没有魅力，立竿见影，咱先不说内涵，咱就说怎么讲故事，一到这儿，百分之九十的人就傻了。一个是没有天赋，再一个是没经过这种训练。”

　　“咱们从前太想着四两拨千斤了。”

　　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中国导演们对纪实的迷恋也是在遮掩想像力的匮乏。电影的特性决定了它既不能太务实，也不能太务虚——把平淡的生活拍出戏剧感。“在中国做文化和创意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咱们的底子挺薄的。”

　　仍然是不多元，很多东西还不能放到常态下来谈。“打个比方说台湾的侯孝贤，成了大师，所有的取向都按照这个取向来走，最后台湾电影现在成了这样。”中国的先锋和主流还不是美国独立制作和好莱坞，整体力量不够强大时，强调个性显得有些吃力。“先踏实做事，把自己压到职业以里，才能触摸到一点东西”。

　　中国电影会好吗？

　　“会好的，有那么多资金要花，有那么多人等着要看。社会的动力远远大于文化人的那种焦虑。”

　　“自己稍微成熟了一点就开始为更年轻的人担心，后来我跟年轻人一接触就完全不担心了，他们只能比我们更好，他们的质地更单纯。”

　　“我跟第五代合作，他们真的是不可能自我表露，他们那个环境太凶险了，都是藏着的，所以你也没法从他们的片子里看到什么对世界的看法。”

　　王全安说，每个人都是历史序列里的一部分，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不自觉亲近以前那些东西，不管你的观点多独创，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哪怕出来的是个完全相反的东西。

　　“我们现在形成的这种风格和气质也是慢慢发展来的，你看历史，80年代后期整个还是有点停滞状态，国际上需要真实的、民间的声音，所以有这批导演、地下电影出来。这个在当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还有一些西方世界的取向。但是历史是要发展的，环境在变化，变得很躁动，很有活力，有商业的因素进来。我觉得这种过渡也是一种方法，商业还是比较合理的，以前电影被举得太高了，电影的功能搞得太严重了。”

　　“有人说年轻导演的批判性变弱了，现在不是谈批判，现在缺的是对生活的了解。《惊蛰》是个转折点，之前也是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拍《惊蛰》的时候我们在村长家，有个小女孩特别漂亮，聊起来，他说就在门口捡的，特平淡，你一下子就懵了。包括图雅，你看她好像还挺正常的，其实她没得选择，不凡的就是她持了一种超脱的态度，不然她怎么办啊？其实生活赋予她的那种智慧远大于你理出来的那些道理，你只是拿了一小部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