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遭遇更年期

　　曾经拍摄《798》画册的摄影师朱岩说：“工人来了农民走了，艺术家来了工人走了，买卖人来了艺术家走了，随它去吧。”

　　本报记者　程绮瑾

　　2002年，“现代书店”老板罗伯特租下798的一个回民食堂时，租金是0.65元／平方米。

　　2003年，因为“非典”，房租未涨。当初想租却没钱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李象群赶紧租下1000平方米的空间。

　　2005年，第一批入驻厂区的艺术家大多合约期满，续租时，租金涨到了1.5元／平方米。

　　2006年，七星集团物业表示，房租在2元／平方米左右。但是经过几次转租，部分厂房的租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四五元。

　　相比现在，老租户们更怀念的是刚现雏形时的798艺术区。

　　曾经的黄金时代

　　今天人们追溯798艺术区的发展，经常从“现代书店”老板罗伯特2002年入住开始。罗伯特租下这里，是为了给自己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英文网站做办公室。网站从1999年经营到2002年，员工从4人扩大到10人左右，影响力也做到全球同类网站的前3名。

　　看重“圈子”的罗伯特一开始就想找个跟艺术圈有关的人来做公司的会计，他找到了向小丽———行为艺术家苍鑫的太太。2002年春天，罗伯特把办公室从商务

　　罗伯特还记得2002年刚入住时，在物业公司经理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张奖状，是七星集团表扬此人工作出色，为集团创收所颁。当初，“现代书店”的房子是租给卖肉饼的，“仁俱乐部”是租给做香肠和水饺的。还有不少画廊，以前都是酒店租下来做洗衣厂。直到艺术家、艺术机构的一批批入驻，厂方物业才能迅速租出房子，目前一年租金就能收2000多万元。

　　今天，当罗伯特、苍鑫掰起指头算一算，发现早期入住798的二十几户，大多数都是他们介绍来的朋友。4年过去，798的租户已经增长到200多户，他们还只认识那二十几户。

　　安妮是这二十几户之一，由苍鑫的太太介绍来。2003年初她开始常到798玩。当时她刚从国外回来，在团结湖附近租了一个公寓。那幢楼里不乏外国人和时尚人群，但是公寓本身让安妮觉得压抑，宛如“鸽子笼”。

　　她也跟朋友去过宋庄，那里的农村并不能给安妮田园牧歌的感觉，反而“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她最喜欢的还是那时候的798。即使地面凹凸不平，一双新鞋在这里走一天就会把鞋跟崴坏；即使有些地方荒草丛生，夜晚没有路灯。

　　但是工厂建筑的高大空旷，特别是其中一些建筑还是德国鲍豪斯风格，散发着设计美感，与她的朋友在宋庄盖的房子不可同日而语。厂房外面的道路也颇宽阔，种着梧桐树，让安妮想起自己小时候生活的部队大院。像安妮这样大院里长大、1980-1990年代出国，最后驻扎在798的，还有洪晃、陈庆庆等。

　　对于苍鑫这样的前卫艺术家，798更像一片世外桃源。比起他以前居住的东村，这里的租金略贵一些，但“建筑漂亮，厂门口还有保安”。“798相对(圆明园、东村)宽容。在这里，我们被认可是艺术家了。以前，我们被叫做‘盲流’，没有身份，是所谓不安定因素。”苍鑫说。来798之前，他在东村曾因行为艺术被拘留。

　　其实早在罗伯特之前，就有文化人零星地入住798，只是因为未成规模，不被认为是798艺术区的源头。1998年，中央美院雕塑系就在此租借空间创作了一幅卢沟桥的浮雕，工作完成之后就走了。2000年，雕塑家隋建国在706租了一间个人工作室。同年，几个“海归”设计师林青、出版人洪晃、音乐人刘索拉先后入住，然后才是罗伯特。

　　再后来，越来越多人到来，李松松、肖鲁、唐宋、陈文波、白宜洛、彭雨、孙园……到2003年四五月份，798已经初具艺术区雏形。

　　在入住的最初，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们，都如颠沛流离者发现新大陆一般，沉浸在惊喜里。

　　白天，他们频繁地举办艺术活动。“798像一个单位。(进去)我们做的东西，不说远，拿到马路对面，就会被当垃圾扔掉。但是在这里，人们至少承认我们在做艺术。”与赵半荻合租一个工作室的吴小军说。

　　晚上，他们轮流请客。黄锐收拾了自己工作室外面的平台，赵半荻等人收拾了料阁子外面的平台，作为聚会地点。一把羊肉串，几瓶啤酒，一段乌托邦般的“黄金时代”。

　　他们不是没有压力。“当时有两个危机，一个来自一些政府官员的不理解，尽管有一些政府官员来私访，当时这里毕竟还没有定位。一个来自体制内，美术家协会的一些传统类型的艺术家，他们对当代艺术有抵制情绪，这种抵制不光是认识问题，更是身份、地位，最后是利益的问题。”徐勇说。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作为直接业主的七星集团。早在出租之初，厂里就打了招呼，这片厂区已经被规划为“中关村电子城”用地，到2005年年底要完成拆迁。不少租户就眼睁睁看着一幢幢德式建筑被拆除。

　　但是压力也可以转化为动力。园区艺术家、艺术机构都在利用自己的资源为保留这片热土努力着。

　　2004年，既在798租有自己的雕塑工作室“零工厂”，又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象群向北京市人大递交了《保留一个老工业的建筑遗产、保留一个正在发展的艺术区的提案》，建议暂停计划中的大规模拆建行为。

　　同年，总部在德国的“空白空间”画廊请来了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中德当代艺术展”，也将国内外媒体吸引到798。

　　另一方面，园区的艺术家、艺术机构由黄锐、徐勇等人牵头组织，不断举办艺术活动，吸引国际关注，提升798作为艺术区的影响力和地位。仅2003年一年，他们就做了“再造798”、“非典”期间的“蓝天不设防”，以及“左手与右手———中德国际艺术展”3场大型活动，每场活动的参观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

　　“艺术家其实很聪明。”安妮说，“我们通过做艺术节、向政府提出意见，要争取保留这个厂区。我们对这个有信心，因为觉得政府也越来越开明、聪明了。”

　　据徐勇说，“再造798”时，朝阳区文委主任李龙吟就曾参与，“他向朝阳区政府汇报，政府觉得这里和朝阳区的发展是一致的。因为朝阳区有CBD，有现代商业硬环境，还需要现代文化的软环境。”

　　知名度与房租成正比

　　更大的危机，来自园区内部的名利之争。2004年的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是内忧外患的一次集中爆发。

　　徐勇对3份被修改的海报记忆犹新。第1份是2003年“再造798”的海报，上面“798”三个字被迫用一块红色遮住。因为厂区提出意见：798是七星集团下属工厂之一，你们租户怎么可以再造798？

　　第2份是“再造798”进行时，一些外来艺术家在798的一幢楼房上挂起巨大的裸体作品海报，很快被人举报，引起有关部门查处。

　　艺术家不得不把海报上的性器官全部切割下去。有趣的是，这个作品原本的名字就叫“水刀切割”。

　　第3份是2004年“第一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的海报。这次艺术节因为事前没有通过申报，被七星集团检举、上报，差点胎死腹中。就在离原定开幕式还有三四天时，黄锐、徐勇等再次想到了在名字上动脑筋：把活动从“国际艺术节”改为“艺术活动月”，把活动等级降低，减少申报困难。又一次，已经印好的海报被剪去了标题。

　　活动终于如期开幕，但最终草草收场。物业方面虽然将设置路障、限制出租车进出解释为出于安全考虑，但在园区艺术家看来，就是为了给艺术节制造困难。在艺术节之后，物业方面甚至传出：“以后艺术家不租、文化人不租、外国人不租”。

　　园区以外的人很少知道，这次艺术节开幕之前，艺术家内部矛盾也一度激化，曾经在黄锐工作室外的小平台把酒言欢的艺术家们联名抵制由黄锐牵头组织的艺术节，他们不满的是：黄锐利用艺术区公共资源，为自己出名。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当时的物业经理那里。

　　黄锐和徐勇是798艺术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早期租户里对798投入最多的两个人。

　　早期的租户大多对租到的房子只做简单的粉刷、清理。一则因为积蓄不多，二则因为厂里早就告知，这片厂房到2005年年底要全部拆迁。“我们只是找工作室，艺术区不艺术区跟我没关系。在哪里都可以搞创作，随时走，无所谓。”苍鑫说。

　　但是徐勇、黄锐没这么轻松。曾开发颇受外国人欢迎的“胡同游”的徐勇，一来到798就发现“这里是比较廉价的人文资源”。比起其他艺术家，他有更充裕的资金，租下了更大面积的空间，据他自己说，仅装修一项，他就花了8个月时间，投入100多万元。

　　黄锐初期租下的面积没有徐勇那么多，但不断追加。据七星物业介绍，到2006年年底，以黄锐的妹妹黄英的名义在园区租下的空间已有6处。黄锐说，自己更迷恋的是这里的建筑。他到来之后，又介绍东京画廊落户798，并设计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东京画廊的内部空间。

　　徐勇和黄锐同为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的策划发起人，他没有在抵制黄锐的联名信上签字，但也对黄锐的做法提出异议：“黄锐有个人化、公司化倾向。他去外面拉赞助，又不透明，财务不公开。对园区里还要大家交钱，印画册也要交钱。而且大家也没什么参与机会。”

　　后来经过调解，部分工作室、机构同意在艺术节时开放自己的空间。但是，“第一届艺术节完全不像‘再造798’那时团结、融洽。原来这个地区像个大家庭，艺术节造成很大隔阂。”徐勇说。这也为今年黄锐工作室关闭时的冷清埋下了伏笔。

　　第二、第三届艺术节，黄锐和他的法国助手黎静组建了“思想手”公司，通过公司运作。北京的4、5月份本来就是艺术活动旺季，几届大山子艺术节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访问者。

　　光明正大的商业化运作，反倒没那么多麻烦，艺术家们对后两届艺术节没什么怨言，对黄锐的付出也相当感念。“‘星星画派’和《今天》诗会的联络人都是黄锐，他爱组织活动，也胜任艺术节的组织工作。”苍鑫说。

　　在外界看来，从第一届大山子艺术节开始，798逐步奠定了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展示窗口的地位，开始走红。在798内部，有的租户享受着关注度上升之后带来的利益，有的租户却不满于人潮汹涌而来之后，对自己静心创作的打扰，还有的租户是两种状态兼而有之。

　　不论哪种状态，这些租户一致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奈。“大家也清楚，这是给自己掘坟墓。我们过去几年就是通过不断搞活动来提高这里的知名度，但结果是提高了房租。”徐勇说。

　　一些人走了，一些人来了

　　来自美国的罗伯特跟很多人一样，喜欢拿798和纽约的SOHO区做类比。认为798也将与SOHO一样，经历一个从艺术区向商业区的周转。“798的周转期不知道要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开始。早晚我们肯定付不起房租。最后贵得只有世界名牌付得起，私人小书店、艺术家都坚持不下去。”罗伯特说。

　　但是，目前阶段的798对于艺术机构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2006年，最早进驻北京的外资画廊之一红门画廊在798开设分店。另一家更引人注目的入住者，是由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设立的尤伦斯基金会。

　　基金会主任费大为在北京选址时，首先定位在北京城的东北方位，因为这里是文化最热闹的地方。他本以为当时的798已经很难再租到空间，于是将眼光投向了新兴的草场地艺术区。结果却发现，草场地的很多艺术空间都没有土地许可证、建筑许可证，是非法建筑。

　　这时候，他听说798有一片一直不愿意出租的窑炉车间，现在同意出租了，要求是至少1000平米起租。费大为以普通艺术青年身份去谈，竟然谈了下来。2005年9月，费大为代表尤伦斯艺术基金会正式与七星物业签订合同，租下5000平米的空间，成为798艺术区内最大面积的租户。

　　费大为选择798，看重的是这里人流量比较大，可以为基金会的美术馆提供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但是798也有缺点。美术馆需要仓库存放作品，需要足够宽的道路让货车可以拉大集装箱进来，需要足够的停车位提供给上千观众。

　　尤伦斯基金会的需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798的未来走向，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区管理办公室对这家声誉和实力兼具的租户相当推崇。

　　在前几年比较798与圆明园画家村的不同时，李象群就指出，798是外向型，它的地理位置靠近使馆区、时尚人群，有对外展示的先天意识。现在，随着租户类型的改变，798从艺术创作区逐渐转向艺术品交易、交流区，展示平台的角色日趋明显。

　　“当代艺术里面有很多虚假泡沫。这种虚假在传统艺术里很难存在，因为它需要技术磨练，有客观的可以量化的价值。当代艺术很难量化，只有被造势炒作，概念被指认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被资本视为依附工具来运作。”一开始就看出798的商业价值的徐勇说，“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2008还没到来，概念正是火热。除非798衰败了，否则大家不会离开。”

　　随着798艺术区热度的提升，政府和七星集团的态度也有所转变。2006年，798正式被政府定位为“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走出了整体拆迁的阴影。同年，七星集团换届选举，新任领导班子一再对艺术区的租户表示：过去的不愉快请既往不咎，未来希望能一起建设好艺术区。

　　2006年3月，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成立，挂属在朝阳区宣传部，但是办公室成员多数来自七星集团。主任陈勇利原在七星集团负责战略管理，年轻、英语好。

　　对于这些新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艺术区的租户们大多还抱持观望态度。特别是去年10月，由管理办公室牵头组织的“798创意文化节”，引起园区艺术家的普遍不满，认为与园区的当代艺术氛围格格不入。

　　一些艺术家主动选择了离开，向798周边的草场地、酒厂、环铁等地区转移。苍鑫与他的几个邻居都已经在别处租下了新的工作室，将798的工作室纯粹用作展示。而他原本的室友摩根则已经完全搬去环铁。“798越来越像作秀地方，卖小工艺品的，卖服装的，跟我们没关系了。”苍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