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财富的新解

　　从维熙

　　“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无子非孤，无德乃为孤。”这是清代文人王永彬在他的《围炉夜话》中留下的一首中国文化人的绝唱。能不能这么说，这番话既是他个人的声音，又是他对两千多年来儒学孤傲精神的一种概括。时至今日，笔者重新咀嚼这段文化格言时，虽然感到其文掷地有声，但也感到这位清代文化长老的论述，有在儒学

　　宝座的巅峰上坐而论道之嫌。笔者之所以这么评说，实因他从纯儒学的角度，把财富与文化、道德与人性做出了根本对立的诠注。

　　笔者近读商务印书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商业史》，在书的序文中一句一语中的话：“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人大都轻商。”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是很难在一朝一夕有所改观的。笔者亦为一个文化人，读了王永彬的文化箴言之后，疑问随即而来：如果没有了财富的支撑，那些古代的名人雅士，如何穿衣吃饭，是用什么来购买笔、纸、墨、砚的？又是如何将那些诗、词、歌、赋装订成册，流传于世的？

　　记得，在历史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化人在反思历史时，有记者问及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被贬为贱民，流放于社会底层时(指监狱)，你还有没有创作欲求？”

　　我说：“有时有，有时无”。

　　他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无？”

　　我答：“吃饱肚子的时候有，饥肠辘辘的时候无。”

　　道理十分简单，在上个世纪大饥饿的60年代，在劳改队我用破锅煮过菜根，用以充饥挡饿；那时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了，何以再会迸发创作欲求？因而，我联想到无论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抑或是罗贯中、曹雪芹……他们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抒发出他们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潜能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填饱肚子起码的金钱保证、何以买得起纸、笔、砚、墨，他们的文字何以会流传千古？因而，财富二字的本身并不无耻无德，对文化人来说，没了它就没了赖以生存的根。难道不是吗？

　　鲁迅当年虽然遭受国民党迫害，但是千字折合六袋面粉的稿费收入，他还是不乏温饱的。我的挚友——英年早逝的刘绍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为几句文化与财富的实话，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三万元，就能安心地写长篇小说了。”结果，人家说他是提倡拜金主义，在报上批来斗去，后来演绎成典型的右派言论之一。其实刘绍棠触及到的，正是文化与财富依存的本源关系，我们的文学史上“贫贱不能移志”的文人是有的，如晋代陶渊明诗翁自摘乌纱、到桃花源去喝自酿的美酒；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画家王冕，拒朱元璋进朝为仕的圣谕。这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有饭吃有炕睡的人——从古至今还没有那个身为乞丐，而又写出传世佳作的文化人——文化与财富是连体婴儿，如果没有穿衣吃饭的底线保证，怕是有多大天才也会无所作为。

　　诚然，纵观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自从有了“财富”这个字眼以来，财富常常是与“无学”、“无耻”、“无术”、“无德”等贬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历史上的大贪、大宦与官商勾结，留下的种种污秽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不仅污染了财富的定义，更有甚者成了财富权贵，或成了“欧也尼·葛朗台”式的人物。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品质高洁的富商，像近代史上的胡雪岩，就是其中的一例。因而笔者试想，王永彬之所以把财富与道德绝对对立起来，从文化血缘关系上去探寻，似乎与中国文化人在诸子百家中独尊儒术的思维定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中，“无财非贫”、“无子非孤”之说，有悖社会的人伦经纬。而斑驳大地的底色中，吃、喝、拉、撒、睡是人类生存的起点，没有了这个生存底线，一切都会变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不要说著书立说，如果没有以钱买粮充饥，怕是连王永彬在内，早就成了一把骨灰，去与荒郊野草为伍了，何以会有《围炉夜话》留传下来？

　　据史记载，王永彬《围炉夜话》的诞生，是其围着温暖的炉火，对子女亲属进行儒学教育时，留下的生活笔记。笔者设想，他如果没有遮风挡雨的宅院，冬天没有火炕睡觉，闲坐时没有炉火取暖，身边没有子女绕炉而坐，还会有这篇笔记出炉吗？中国有句流传千百年的民间谚语，叫“躺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只有从生活困境中活过来的文化人，才会对其说提出另一种认知。那就是：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无止境的贪欲和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才是人间恶行；有德的人，如果断了传薪香火，也要承受人生旅途的孤独。

　　这是我沉沦社会底层二十年和从文五十多年，从悲喜人生中得到的结论。然否？愿得到方家的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