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牛顿世界观

　　文/杨品文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的时候，创新成为这个世纪前进的动力。其实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的1911年，当时奥地利最年轻的教授约瑟夫·熊彼特就把“创新”引入了经济领域。

　　在188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马克思去世了，凯恩斯和熊彼特都在这一年出生，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奥地利。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成为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去世的时候，还因为没能与凯恩斯齐名而有所抱憾，但是从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数字时代来临以后，熊彼特开始大放异彩。有人说20世纪前四分之三是凯恩斯的，从后四分之一开始就进入了熊彼特时代。

　　“不管你把多少辆驿车或者邮车连成一串，也绝不会由此造出一列火车。”

　　英语中的创新(Innovation)源于拉丁语，它有三层含义：更新，改变，创造。早年在欧洲各国游学，熊彼特获得了出色的语言能力，他可以阅读所有经济学大师的原著，虽然这些激动人心的思想为他打开了崭新的世界，但是他始终相信“知识是对可能性的约束”。熊彼特一生都在寻求创新的解释和规则。在他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鼻祖的地位已经得到公认。学术界盛行英国古典分析经济学的方法论，但年轻的熊彼特却不以为然：“不管你把多少辆驿车或者邮车连成一串，也绝不会由此造出一列火车。”

　　当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已形成一个精致的范式：经济就是厂商(生产者)与居民(消费者)之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其中消费是一种基本推动力量。这是一个具有逻辑之美的范式。在熊彼特看来，虽然亚当·斯密们的古典原理让最愚笨的人都能听得懂，但斯密的最大局限就在于不喜欢常识以外的东西，因此它距离现实经济太遥远。

　　熊彼特27岁就创作出经典的《经济发展理论》，让他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提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自企业家的创新。他为创新下了这样的定义：创新就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

　　“改变我们的需要得以满足的现存状态，改变事物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把某些东西组合起来和把其他一些东西拆散开来。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意味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东西和力量组合起来。每一种生产方法都意味着某种这样的特定组合。”

　　“他们的成就究竟何在呢？他们并未积累任何种类的商品，他们并未首创任何独特的生产手段，而只是与众不同地、更适当地、更有利地运用了现存的生产手段。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他们就是企业家。”

　　因此熊彼特的结论是，消费并不是经济的主导，企业家也远不是消费者需求和欲望的执行者，他们是创新者，是企业家领导了消费，从而主导了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变迁的动力。在熊彼特眼里，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企业家的基本特征是创新。正是他们的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即企业家阶层，经济向上的变迁必会到来。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熊彼特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了创新的五项内容：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熊彼特指出，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机、纺织机都是最好的例证。

　　“为战斗而战斗的”的贵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人类精神的聚集地，维也纳更是群星荟萃，这里诞生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门格尔的经济学、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克林姆的建筑学，刚刚二十出头的熊彼特朝气蓬勃，放浪形骸，以最短的时间成为维也纳最年轻的经济学家，踌躇满志地宣布他的三大野心：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始终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充满自豪。熊彼特家族曾经拥有男爵称号。由于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成为他的情感中心，在一部没有完成的自传体小说中他这样描绘母亲：“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英国绅士是她一生的目标，她为儿子开发出许多关系，她是他一生的重要设计师。”母亲后来改嫁给陆军副元帅冯·克勒，这是个真正的贵族。因继父的缘故，他进入了马利亚·特雷莎学校，置身于贵族子弟之间。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是他的言行举止，还是理论观察分析，都不时流露出这种贵族情愫。

　　他总是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贵族。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一次去熊彼特家做客，熊彼特正和他夫人一起吃饭，虽然家里只有两个人，可熊彼特仍然一丝不苟地穿着礼服。他从来不穿黑色保守的衣服，制作考究的衣服前胸口袋里经常露出一条带荷叶边的手帕做装饰，等等。

　　熊彼特更崇尚贵族骑士般的英雄主义，他把企业家看做是经济活动中最不墨守成规、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人，因为喜好征服的职业习惯而具有特别的创造力。熊彼特推崇企业家，不仅因为他们善于把握机会，更重要的是，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强烈欲望，一种“为战斗而战斗的”的贵族骑士的遗风。

　　亚当·斯密把企业家描述成一群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者，终生追逐个人利益，他们的贪婪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企业家自己是没有增加人类福利本意的。因此熊彼特一直为企业家的待遇愤愤不平，一想到自己的祖父母，在他的出生地特里施小镇建起了第一家纺织厂，作为纺织厂厂主，无论在道德上、智慧上、才能上都高于其他的小镇居民，祖母就更加仁慈和有爱心，熊彼特无法想象他们是贪婪的自私自利者。在他的书中熊彼特第一次为企业家正了名，他视祖父这样的企业家为精英阶层，他们是推动经济变迁的内部力量。

　　1908年，25岁的熊彼特就完成了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一书，1910年完成了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1913年完成由马克斯·韦伯所特约的《经济学说和方法》，这部学说史著作成为他晚年巨著《经济分析史》的雏形。年轻的熊彼特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智慧成就，连他自己有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称这段时间为“神赐的丰饶的十年”。

　　但是熊彼特那双漂亮而充满忧郁的眼睛似乎预示出他的一生中种种难以预料的经历。第一次短暂的婚姻后，曾经因为各种恋情声名狼藉；在成为各大学最年轻的大学教授的光芒背后，他还需要拼命偿因为涉足商圈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当这些挫折过后，这位意气风发的维也纳才子却遭遇了更加致命的打击。他深爱的妻子安妮婚后不到一年，就因为难产去世。这一年的前后一个月内，他的新婚妻子、新生儿子和他依恋的母亲先后离他而去。在欧洲日子充满了忧郁和绝望，让他下定决心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开始了他在经济学研究的又一段辉煌。

　　如果说是凯恩斯当年将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挽救了出来，与他同时代的熊彼特则一直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数字时代才成为新世界的灯塔。早在1998年的微软垄断案中，从当时的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到国务卿鲍威尔，几乎所有的政客都用熊彼特理论为微软辩护，当时的美国财长更是预示，随着破坏性创新的规范建立和创新者成为财富增长的推动者，经济的未来似乎正向着的熊彼特主义发展。显然美国人希望熊彼特主义可以像当年的凯恩斯主义一样成为经济的强心剂，从硅谷到互联网，美国人的这一赌注现在看来已斩获丰厚。

　　今天，创新已经铺天盖地，熊彼特在他毕生的研究中，最终给创新下了一个颇为悲壮的定义：应该把创新看成“创造性毁灭”—如果创新固化，就意味着创新的死亡。对于社会而言，随着创新的喷发，破坏了已有的企业，并且建立起新的企业，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才能增加市场的稳定性。对于企业而言，“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后，便永久地消失，这段时间可能是一顿饭的工夫，也可能是一代人的时间，而伟大的智力产品的标志就是，它的生命力足够长，而不是它的观点一定正确。”

　　当创新无处不在时，创新的破坏性特质是必须牢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