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一称的特殊地位

　　易水生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在小说《阿Q正传》中，就对当时国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