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公众的电影批评

　　崔卫平

　　电影批评有其自身独特的位置和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我认为应当是“从压力中来”。一部电影最终要由观众来埋单，就要对观众负责，承受来自观众方面的压力，而不再存在某些天然的保护、保障或者豁免权。电影批评，就是处于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压力地带、处于电影与观众的这种张力关系之中，在这两者之间起着一个“使者”、“传递者”的作用，促进这两者的对流与沟通。电影批评如何担当这样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认为要做到三点，即独立、开放和理性。

　　所谓“独立批评”，首先指批评者的人格独立，是对电影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不依附任何一种电影之外的力量，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牵制和支配。从长远来看，正是这种相对独立的影评，才能打造一个良好的电影文化环境，促进电影正常、健康地发展。

　　所谓“开放”，是说批评者的视野要开放，要与社会同步。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进行大幅度的重新整合，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逐渐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许多观念、意识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些在过去看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放到现在来看，就成了值得重新推敲的对象。我用“变动中的公众视野”这一说法来称呼这种重整的状态，一个批评家的视野便要与这种“变动中的公众视野”相吻合。实际上，这个维度不仅适合电影评论者，而且适合影视制作者本身。

　　比如人们对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个人隐私、暴力、女性、皇帝的权力等等的态度，比如对什么是美、什么是道德的认识，和以前相比都有了变化。这不是说，我们的影视作品一定要表现这些新的认识，而是说制作者起码要对此有所了解，并作为底线接受下来，不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犯错误，“与时俱退”而引发众怒。比如网上流传的“虐猫”事件，愤怒的网友称虐猫者们是“在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变动而来的，若干年前人们不会将弄死一只猫看作自己的底线。这几年一些争议比较大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踩到了观众的接受底线，如《英雄》，大多数批评都认为这部电影是在为暴君唱赞歌，为强权制造歪理。近日张艺谋导演谈及他将要执导的歌剧《秦始皇》时，称这是一部关于“秦始皇如何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他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也成为孤家寡人”的电影。这个理解比较《英雄》而言已经做出了调整，但仍有问题。同样是表达成功人士在得到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的主题，电影《公民凯恩》的主角身份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秦始皇一心一意想要创建的“功绩”，是建立在人民血流成河的基础之上，是以牺牲成千上万普通人们生命为代价的。比起后者来，秦始皇作为个人的人性处境就是微不足道的了。同样，观众们或许会想：至高无上的皇帝你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杀我，为什么还要我理解你人性的“难处”？这样不是很别扭？如果一味千方百计地为暴君计、为“皇上”着想，这种思路比较成问题。

　　我的一位旅居美国的诗人朋友曾经对电影《手机》作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这部影片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人物严守一，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居然左一个、右一个地赢得女性的爱情，实在看不出他拿什么吸引人家。这位接受过系统女性主义训练的学者最终得出结论，“这部电影反映的，说到底是厌女症(misogyny)社会男人的性幻想。”话虽尖锐了一些，但还是可以听一听。比起其他许多导演来，冯小刚更多触及了现实生活的题材，他的两部作品《手机》、《天下无贼》都涉及了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困惑和挣扎，可以说他是最具现代生活意识的导演，只是他处理问题的途径值得商榷，将手机扔到火中也好，给“傻根”制造一个天下无贼的幻觉也好，都是期待一种温馨安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这都是反现代性的。

　　电影作为一种“时尚”的产品，应走在观众的前面，不仅要吸纳变动中的公众的视野，而且还要去参与这种变动，主动令观众习惯中的期待视野发生变化。挪威影片《失眠者》描写了一位警官在追捕杀人嫌疑犯过程中误杀同行，但最终却选择了隐瞒自己的过失，被狡猾疑犯看穿了弱点之后，一步步走入后者的圈套。影片的进展中，警官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像疑犯本人。一个是追捕者，一个是被追捕的，两个人越来越相像，在人性上没有太大区别。这个警官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一般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对于警官代表正义的“光洁无暇”的定型处理，这种眼光既厉害又新颖，它在观众面前打开了新的视界，调整了观众原先所处的位置。

　　所谓“理性的批评”，简单地来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电影批评。任何一部片子好与不好，好在哪里或者不好在哪里，都是要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对一部有问题的影片，付了钱觉得上当的观众也许可以骂，但是批评家不可以骂，他的任务是将存在的问题耐心地说清楚，却不能表现得暴躁失语。

　　实际上观众最好也不要骂。近年网络兴起，一部电影刚上演，网上就会有许多网民写的影评，其中一些写得神采飞扬，才气横溢，比专业人士写得还好；但也有一些语言苍白，纯属情绪的发泄，话说得非常难听，而且这种东西还有相当的市场。长此以往，形成一个戾气十足的环境，对于电影的发展非常不利。不管是谁，都可以发表对一部电影的看法，但讲道理总比骂人强。有人把胡戈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说成是电影评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式，我不敢苟同。评论是一种阐释性的工作，需要用明确的概念、完整的逻辑、层次分明的句子和段落来表达，需要分析与综合，推断与结论，胡戈的发力点显然不在这里。说胡戈是“欢乐英雄”，这是隐喻式的溢美之词，但很可能这种说法，也暗藏着一种语言暴力在内。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