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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eter Singer
全球肉类消费量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一倍。然而，在欧洲和南美，人们越来越担心肉蛋生产方式中的伦理问题。为了生产所谓的“白色”实际上是淡粉色的小牛肉，饲养场将新生小牛与母牛分开，故意使之贫血，不饲喂粗饲料，圈养在狭窄的牛圈里，无法行走或转身。大众知道这一情况后，小牛肉的消费量锐减。
在欧洲，疯牛病之所以让许多人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它打破了牛肉作为一种安全健康食品的形象，而且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的根源是给牛饲喂羊的脑浆和神经组织。有些人天真地相信牛吃的是草，现在才发现饲喂肉牛的食品种类繁多，从谷物到鱼肉、养鸡场的垃圾稻草(包括鸡的排泻物)以及屠宰场的下脚料。
对畜牧动物所受待遇表示担忧的人绝不仅限于数量不多的素食者或严格素食主义者，也就是不吃一点动物产品的人。尽管社会对素食主义存在强烈的伦理争议，素食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更为普遍的观点是，只要动物在宰杀之前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们可以吃肉。
这个问题的根源，正如Jim Mason和我在新近出版著作《我们的饮食方式》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于工业化的农业拒绝给予动物一种甚至是最低水平的体面生活。我们今天生产的数百亿只肉用鸡从来没有过户外活动。它们先是被填喂出贪吃的大胃口，以便尽快增加体重，然后被放置在可容纳20,000只鸡的鸡棚中继续饲养。鸡棚中积聚的排泻物散发出大量的氨，刺激眼睛，伤害肺脏。这些鸡出生45天后就将被宰杀，骨骼还来不及充分发育，几乎无法承担自身的重量。一些病倒了，无法够到食物和水，很快就会死去。而它们的命运并不影响饲养企业的整体经济情况。
蛋鸡的待遇，如果还算待遇的话，更加糟糕。它们被圈在极其狭小的铁丝网笼中，即使是每个笼子只有一只鸡，也无法伸展翅膀。而通常每个笼子至少会有四只蛋鸡，大多数情况下更多。在这种拥挤的条件下，强壮好斗的鸡会将笼中体弱温顺的鸡啄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养鸡人就用烧红的刀片将所有鸡的喙都烙去一截。母鸡的喙布满了神经组织。毕竟，喙是鸡感知外界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是在此过程中既没有采取麻醉也没有使用止痛药来减轻它们的疼痛。
在我们通常食用的动物中，猪可能最聪明、最敏感。在农村，它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可以运用自己的智力，探寻所处的各种环境。母猪在生小猪之前会用稻草或树叶和树枝建一个安全舒适的窝以便养育自己的后代。
但是在今天的工厂化农场中，怀孕的母猪被圈在狭窄的板条箱中，既无法转身，更无法向前或向后多移动一步。它们躺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既没有稻草也没有其它任何铺垫物。为了母猪能够再次受孕，小猪出生后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带走，在被宰杀之前，他们没有机会走出饲养棚一步。
赞成这种生产方式的人辩护说，这是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的一种方式，虽然令人遗憾，但却必不可少。恰恰相反，当我们把动物限制在工厂化农场中时，我们也必须为它们生产食物。只是呼吸和保持体温，这些动物就将它们所吃食物的能量消耗大半，因此我们最后只得到一小部分的能量，通常不超过饲喂食物能量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只有十分之一。与之相对照，在牧场放牧饲养的牛吃的是我们无法消化的食物，这就意味着增加了我们可用的食物数量。
像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照抄西方的模式，将动物放在工业化农场中，以便为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肉和蛋，这无异于一场悲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发展下去，更多国家的动物将会遭受痛苦，不会像现在这样仅限于西方国家，环境会更加恶化，心脏病和消化系统癌症将会上升。同时，效率也将非常低下。作为消费者，我们有能力并且也有道德责任拒绝支持这种对动物残酷而且对我们有害的养殖方式。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教授，与Jim Mason合著有《我们的饮食方式：为什么我们的食品选择是重要的》一书。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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