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中国（上）

　　许知远

　　一

　　1934年春天， 林语堂开始写作《吾国吾民》。他身材不高，有着南方人的清秀面孔，总是露着微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39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讲起玩笑来仍没完没了 。

　　在当时的中国，他以他文字的幽默感著称，1932年他创办的《论语》杂志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他用一种类似英国的《笨拙》的文风写作。

　　1895年，他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叫坂仔的小乡村里，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最初的教育与众不同，他是在《圣经》里开始自己的学习之旅的，传教士、水兵与商人是他最初见到外国人形象，从门孔里偷看到异国男女跳舞，给他童年留下了惊恐的印象。他后来上了圣约翰大学，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文，还创造了学校的短跑纪录。

　　他1917年开始在

清华大学教书时，是个黄皮肤的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当他沉浸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一场激烈的论战正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展开，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活跃的人相信，他们必须抛弃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甚至语言都理应废除，生活中都一切细节被年轻人视作带有革命色彩，林语堂记得当时一位热心的学生曾写道：“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在肩头。”

　　他在这场激动人心的争论中是个不太热心的参与者，除去他性格温和，同时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所知甚少。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

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

　　“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自身以及斗争的情绪所支配……”林语堂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在从美国与欧洲游学归来后，他是上世纪20年代群星灿烂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中的重要却并非最显赫的一员。尽管他重新发现孔子、老子的智慧，中国人历史上那些既令人陶醉也让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他的英文写作更令人印象深刻。

　　赛珍珠赞赏他的英文评论，催促他最终开始写作《吾国吾民》。这位美国作家因为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而变得炙手可热，她开始对中国人在西方千篇一律的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努力。但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既被外来者，也被中国人自己误解的国家。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个国家先是遭遇了军事上的破产，然后人们发现政治制度也是完全落后，而最终，甚至连其一直为傲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也彻底崩溃了。

　　林语堂知道，那些“中国通”的外国新闻记者、商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接触的是他们雇佣的厨子、老妈子、买办、会计，所阅读则是外国人自己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于是中国要么变成了一个可供推销的市场，要么就是一个充满猎奇的冒险家乐园，而在那些中国文化欣赏者的眼中，中国则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上面描绘着工致的人物”。

　　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尽管拥有漫长的历史，他们却正在成为没有根基的人。昔日的将几亿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纽带已经松动、断裂，却没有新的替代品。这个国家在1920年代初所洋溢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到了1934年时被一种举国上下的失败感所困扰，军人们已丢掉了整个东北三省，知识分子深深感觉到无力，大众被没完没了的社会动荡弄得疲惫不堪，日本像一块日渐扩张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整个国家看不到一种新的、值得期待的精神力量。

　　当《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出版时，它引起了意外的轰动。《纽约时报》的书评家R·E·肯尼迪的评论富有代表性。这篇评论题目则是《东方告诉西方》，在文章所配的照片中，着长袍、带着圆框眼镜的林语堂面露微笑，在照片之上则是宋代的人物画，中国人的飘逸尽露其中。

　　二

　　这本1994年版的《中国人》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了摆放了将近十年。它的暗红色的封面设计毫无特色，内页纸质粗糙，薄且脆。我从未想起来去翻阅它。在我文学启蒙的年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世界是由鲁迅主导的，我记住了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甚至柔石的名字，而林语堂则与梁实秋一样，面目模糊。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曾经掀起一股散文热潮，在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式之下，人们选择了“性灵”的抒情散文，于是林语堂与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再次被挖掘出来。1990年代初的年轻人开始像1930年代初的青年一样称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接着他的小说《京华烟云》开始流行。但是，在一代青年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势中，他从未被视作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他经常被不小心地推到了邵询美那个路线。

　　一直到几个月前，在它的英文版本在美国出版整整七十年之后，我第一次相对认真地阅读了它。匪夷所思的是，我几乎一下子就爱上了它。这种情感从第一页起的赛珍珠的序言开始。“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写道。她形容林语堂这一代青年在接受世界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熏陶时，其广大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新一代知识青年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的教育是在国外接受的，却可能失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现实状况。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宽阔空隙，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

　　林语堂之前与之后几代人所体验的失败感多少与此相关，他们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却发现那个庞大的中国仍迟缓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丝毫不理会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他们受挫的自尊心，也仍是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以寻找到力量，就像林语堂在书中描绘的那位接受西方教育的虚拟人物：“在接近40岁时……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坦……他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因为不管怎样，“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的既是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傲与耻辱，荣耀与邪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