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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剑
“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市政中心除了那些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他们除了那儿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
。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这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书中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城市大规模改造的描绘。
显然这种描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消失，对于身处在21世纪的中国大都市的人们一样是相当的熟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可以畅销近半个世纪的原因吧。
潘石屹在与任志强关于“穷人区富人区”的论战中，多次引用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论点，以此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1950-1960年代是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包括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路计划等)的年代。雅各布斯对于过分的大规模规划和缺乏人性交流的整体规划深恶痛绝。她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这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这样的规划会使资金更容易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雅各布斯一再证明，规划得越整齐的街区最后越没有生气，而广大普通居民则往往成为规划的牺牲品。与之相反，雅各布斯大力提倡的是一种“小而灵活规划”(Little Vital Plan) .这种思想体现了作者对城市多样性的推崇。
她认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Diversity is nature to big cities)。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多样性的功能，以此满足人们不同的生活需求。
雅各布斯并不长于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论思辨，在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作者用直感微观的观察搜寻着城市病症的原因所在，并更多地唤起人们对城市多样性生活的热爱。
例如，在她的书中，“街道眼”(Street Eye)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在城市街区里，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这种多样性、交流性的街区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复杂的交流活动，还具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
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
因此，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也就增强了街道的安全感。相信这种街道邻里亲如一家，小孩子在街边自由的玩耍的情景对于老上海的居民也并不陌生。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了，现在的我们身处在高耸入云的商品楼房里，老死不相往来，实在有些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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