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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酒吧既为生存，也为举办沙龙。日常经营的困难，让她领略到做生意的艰难。纵然如此，她还是请人打理，自己则动辄远赴欧美浪迹天涯。著名女诗人翟永明的从商经历堪称另类
□ 本报记者 石彤
如果你问80年后女诗人春树，在成都的话应该去哪看看，她给你的答案有两个：一是成都小酒馆，那是一个民间摇滚乐队聚集的地方；另一个就是白夜酒吧，那是翟永明在玉林路酒吧街口开的一家静吧，其实两家酒吧相距不远。
当翟永明出现在记者面前，令人惊叹她的优雅，岁月的风霜似乎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而她的人生履历则更像一本书。
1977年翟永明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由于时代和父母的影响，她不得已选择了自己最不喜欢的物理专业。“但这不是我一生的职业。”她当时就很清楚。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一家严肃而正规的物理研究所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这期间发表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等诗集，在诗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生性自由、喜欢新鲜的翟永明，与研究所的古板氛围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1986年翟永明离开了人人向往的研究所，开始漂泊的人生。
那时工作并不像现在这么好找，写作也不足以谋生，她断断续续地打着零工，后来，她去了朋友的雕塑室，艺术触动了她诗歌之外的另一份敏感，审美视域极度拓宽，“一切视觉的审美，无论是绘画、建筑、工艺、服装等等，都让我激动。”对艺术的感情也生发了对艺术家的感情，翟永明与画家何多苓结了婚。
90年代初，翟永明去美国漂泊一年，生存、压力、心理、习惯等各方面的问题接踵而来，“我想家，想成都。”失去文化根基的痛苦使她无法静心写作，在矛盾中选择了归来。十年后，美国一年的经历，成为2003年一本畅销书《纽约，纽约以西》，时间过滤了纷杂，文字才成为可能。书中的美国，已经不再有焦虑和切肤之痛，而变成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书中的丈夫，也已经变成了朋友，并为这本书、为患难与共的经历写了序。回到国内，翟永明扎根在成都这个舒适又实在的城市。“饭馆装修得再漂亮，味道不好，也没人买账；车能开就行，街上到处是奥拓横行。”成都人的讲究实用，使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心灵放松。翟永明被这座城市滋养着，漂泊的自由使她无法回到某种体制的约束之中，连作协之类的机构她都不加入，她最后的选择是开酒吧，朋友负责管理，她负责策划、召集各项活动——“白夜”酒吧成为成都的一道文化风景。
她说诗人也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活法，这样才能有利于写作；以前她做过很多活动，比如作家签名售书，全国DV影像展播等等。
这个比我想像中要小的酒吧，空间设计温馨、雅致。装饰通体白色，明朗纤巧，虽然面积不大，人气却挺旺盛，消费对象并不只是针对诗歌、绘画爱好者，但酒吧浓厚的前卫文化氛围，却吸引众多的文学青年、画家、雕塑家、音乐人成为常客。酒吧内飘逸的装修，悬桂的书架，使酒吧更像个书屋。而不时举办的文化沙龙也吸引了不少人气。在这里，可以找到民间诗人乌青的诗作，也可以看到导演朱文先前的电影，各种先锋因素在这里变得平常。
很多诗人、导演们未出名的时候，就已拜访过翟永明。一位湖南诗人告诉记者，他曾于某年只身去成都，只在酒吧对面徘徊了几天，“为了看一眼翟永明。”据说，那天还在下雨。说到这些，大家哈哈一笑，在座的人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
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
□ 本报记者 石彤
《财经时报》：你对新诗去年来的走热有什么看法？
翟永明：我不认为诗歌有过真正的“走热”，只是一些商业方面的炒作行为罢了。真要想做点有意义的事，问题就出来了。就像去年我劳心费神想举办的成都国际诗歌节，立即就会有人出来制止你、挖苦你、为难你。所谓“走热”，无非是一种虚假繁荣而已。诗人自已必须认清这一点。
《财经时报》：你怎么看待时代对诗歌的影响？
翟永明：我觉得不管外界怎么变化——现在社会上这种变化对诗歌还是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我觉得所有的影响，所有的来自外部的影响，对诗歌来说，都不一定是完全有害的，主要是看我们自己怎样来处理诗歌。每个时代的诗人都要面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那些问题对诗人来说，也都是有冲击力的。真正的诗人是要穿越这些问题，表达自已对时代的理解的。
《财经时报》：你觉得网络时代的阅读和写作有什么变化吗？
翟永明：这个图像时代提供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是一些信息，是一些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比较惰性的一种阅读。习惯了把信息作为思想、把资讯作为判断的依据。因为真正的阅读和判断肯定是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付出我们的思考。但现在的人不愿意这样做了，因为社会节奏加快了以后，这样的东西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我在一些网站看到的一些诗歌帖子，那种以网络特有语言飞舞的文字，很是打动人。
《财经时报》：你的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有什么联系吗？
翟永明：其实中国古典诗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小的时候，我最爱读的是古典诗歌。大学毕业以后，我才开始接触现代诗歌。所以呢，传统文化对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一直试图使我的诗里面能够保有一种特质，跟我们过去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呼应，当然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写作古典诗歌，那样写作是不可能的。以前有人呼吁诗人回头写古体诗，这是很可笑的。一切都变了，就像叶芝说的：“一种可怕的美诞生了，也就是说一种新的美诞生了。”这也是接续传统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在我们的作品中，跟我们过去那种辉煌的诗歌有一种连接，有一种传承的关系。
《财经时报》：你当年为什么要放弃那种优越的物质生活？
翟永明：我一直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为了能够更自由地创作，也因为我不习惯于体制内的种种人际关系，1986年，我辞去公职，尽管那是一个当时很多人都羡慕的单位。如果要排序自砸铁饭碗的话，我应该算最早的那一拨儿。但是这种自砸铁饭碗的做法还是让我尝到失业的种种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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