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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念之下 文化自觉之上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07日 16:34  《长江》杂志

  商业信念之下,文化自觉之上

  ——“诗意的栖居者”杨晓民专访

  余 楠 孙红宝 /文

  杨晓民,作为中央电视台“新年新诗会”的总策划而被人熟悉。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分别学习中文和新闻的他,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鲁迅文学奖、中国电视星光奖。但同时,作为中国单位制度的研究者,中央电视台人事部门的“大管家”,长江商学院EMBA的学习经历不仅启发了他对管理学知识的系统掌握,更让他有机会重新梳理电视人、诗人、管理者这些似乎充满矛盾的身份,以及从中得到的宝贵经验。

  新年新诗会:文化和真情的力量

  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收视率似乎已成为衡量节目价值的最高标准的今天,一台吟诵新诗的晚会究竟能吸引多少观众的眼球?

  答案有些出人意料。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数据,自2004年举办以来,新年新诗会收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收视率已经超过1%,折成数字就是全国有1000多万人看这个节目。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和音乐歌舞晚会的收视率。杨晓民提起这个数字,很欣慰。

  收视率并不是衡量电视文艺节目唯一的标准,中央电视台对举办新诗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于国家电视台的责任感。但这个数字至少表明,这台晚会激发了许多观众内心对诗歌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存在于每个人内心,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被大家所遗忘。新诗会的成功恰恰表明,高雅文化加上真情的力量,在中国拥有庞大的收视群体,这成为呼唤大家心中也许沉睡多年的情感的一种力量。

  谈话中不难感受到杨晓民对诗歌的特殊情结,“诗歌对我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情结,一种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的东西,是个人的文化记忆,精神上的抚慰与归依。对我个人来讲,写诗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

  这也正是杨晓民策划“新年新诗会”的初衷。现代社会无疑是浮躁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似乎永无止境,而诗歌是一种关注精神与心灵的东西。由于自己写诗多年,目前又在大众媒体工作,因此非常想借助电视媒体的推广和传播能力,以及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的巨大影响力,为诗歌界做点事,以突破新诗传播有限的小圈子文化。

  身份的焦虑:创新带来的幸福感

  除去新年新诗会,杨晓民的工作却俨然与浪漫的文艺情怀毫不相关:中央电视台1万多职工的聘用、考核、薪酬,他是人力资源的总负责人。人事制度改革,更需要他亲力亲为⋯⋯他从事了20多年的人事工作,与人合著的《中国单位制度》是我国系统研究单位的开山之作,获全国第三届人事科研成果一等奖,他还担任电视专题片《人在单位》等电视系列片的总策划、总撰稿。

  个人低吟浅唱、直指心灵的诗歌世界与似乎非常世俗、事无巨细的人事工作,究竟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中统一起来?

  人事工作的确繁复,看起来与理想中“诗意的栖居”完全背道而驰。但杨晓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浓重的入世情结,讲求对社会与天下苍生的责任感。具体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这种入世情结正是他对日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创新的激情。

  “管理学也需要创造性,需要想象力和激情,需要对人性化需求的重视。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和激情的博弈。中央电视台发展比较快,而人力资源工作要管理上上下下一万多人的大格局。如何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创新?我们人力资源团队赋予了这个职能很多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央电视台的人事制度改革在全国事业单位是示范单位,构架、薪酬、培训体制方面都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在行业里是龙头。”

  同时,管理与人文从来不可分割。管理学的基础是人文,现代管理早就由物的管理转化为人的管理。在杨晓民看来,要深入了解与学习管理学,必然需要对人性的认知,对人文的关注。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是人内心世界的活动规律。而一个关注内心世界的人,必然会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对于员工和团队的内心世界,就不单单是从行为和表面看待问题,而是从心理层面。这对管理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和深入。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与“史上最伟大CEO”杰克•韦尔奇的作品,都堪称优秀的文学著作。 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他正是抓住了人性的复杂一面,然后利用这种对人性的了解和判断进行投资。而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在80岁寿诞时的演讲中有一段话:“我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半的乐趣来自于精神世界,来自于美好的事物和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每个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可轻而易举地得到,无须付出代价。在此过程中,一个人只需要拥有初始时的兴趣以及稍加努力,就可以欣赏到在我们身边传播的精神财富。儿孙们,如果可能的话,激发你们的兴趣,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旦你们进入了这个领地——文化生活,就决不要放弃它。”

  但杨晓民也承认,身份的转换依然会带来焦虑感,管理工作非常务实、理性,这自然会伤害到艺术的创造力。“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是多面和破碎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有多幅面孔,很多时候你会呈现出分裂的一面。但好的一点是,中国人事的工作还比较落后,在管理机制上,我们进行创新的空间很大。创新和创作都是带来幸福感的,都关乎人性,最终是相通的,所以总体来说,成功感还是大于困扰和焦虑,我的创作也因此而没有停止。”

  从来毫不困扰与焦虑的生活或许好运到令人羡慕却并不值得效仿,而时时要面对庸常生活,却依然能够转换心境,保持对美好事物的关注,既是了不起的创造力的体现,更是内心平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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