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书包

　　胡蓉萍

　　小晨走在中关村南大街那一片红白校服中。她背上的双肩书包里装着各科课本、各科笔记本、学校的练习册、“轻巧夺冠”和“龙门题库”练习册、习题、卷子、水杯。她走得很快，脑袋与双肩使劲向前努着，这样的姿势可以帮助她与身后的大书包抗衡。

　　这是10月普通的一天。清晨的迷雾还没有散去，晨练的人们刚刚出了家门。小晨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初三一个普通数学实验班的学生。书包里的一切，还不是她所有的装备。“副科的书都放桌位了，主课的都得背着。”

　　这一天在《曹刿论战》的晨读声中开始，在每日例行的“统练”中结束。

　　放学后，小晨在学校附近的麦当劳等爸爸。她的桌子上除了一包薯条的空间外，已被化学卷子和草稿纸摊满。月考的成绩出来了，小晨没有进前10名，这让她觉得很郁闷。“我在看到底错在哪里，怎么没得分。”

　　所谓月考，就是每个月都有的考试，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时间。10月份的月考是在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天进行的，于是，整个长假期间，小晨都在准备月考。这一类型的考试是北京市海淀区统一考试，分数出来后全区、全年级、全班统一排名。

　　“的确是要练要学，但是很压抑，考试太高密度了——可也没办法。”考试几乎天天有。人大附中初三都是周一考语文、周二体育、周三数学、周四物理化学和体育轮流、周五英语。

　　这被称为“统练”。这种考试不进行统一排名，但时不时会公布均分以及均分以上学生名单。

　　最后的中考冲刺阶段，又有若干次模拟考试。已考试卷、带回家作业的试卷、试卷参考答案，每天都在她书包中占有一席之地，厚厚一大叠是常事。

　　小晨爸爸难得有空接她一次，“主要想帮孩子扛书包回家”。小晨在麦当劳看化学试卷的样子让他想到自己，那个年代的学校生涯是另一番景象。放学路上，把书包随便往草丛里一扔，就拿出毽子来和同学游戏，或者成群结队地去抓知了、抓蝴蝶、抓草蜢、摘草药、挖野草，或者独自享受连环画。他感慨于那份童年应有的轻松心境，多年以后自己的孩子却体味不到。

　　他那个时候，同学们的书包有的是家里自己缝的布袋子，有的是斜挎式的军用书包。“这种书包不大，里面隔成两层，一层放书，一层放笔，所有的课本加起来也就是五六本，那时候课本都薄，纸张也没那么厚。如果装小晨的这些书，带子立马就断。”

　　上个世纪70年代还在小学当教师的谢奶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她说：“那时候我们都是前半堂课讲课，后半堂课做练习。问题当场解决，不留到课后。”

　　不过，进入80年代之后，一切都在改变。小晨爸爸初中毕业的1982年，关于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文件就已经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1987年，相似的内容被列入中共十三大报告。从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间，教育主管部门颁发过6份“减负”的文件。

　　文件越来越多，书包的份量却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书包的份量几乎暗示着学校老师和孩子们面对高考应有的重视程度。

　　1995年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绍兴一中副校长王柏根清楚地记得，儿子1992、1993年读小学时很轻松，三点半就放学。“但1995年之后就不行了，越减负越严重。”有40多年教龄的谢奶奶也有同感。1995年她尚未退休，“从那时候开始到我退休，讲课、补习的邀请就没断过。”

　　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自1995年以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出的第49份关于“减负”的文件。

　　在北京，直到2005年暑假，北京市教育部门仍在下达“禁止补课令”，严禁中小学校和各种社会补习班提前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毕业生举办升学补习班。同年，北京、广东、河北、浙江、江苏等地纷纷出台有关规定或采取措施，禁止举办收费的“奥数班”和叫停奥赛。

　　2007年10月，如果你来到北京市人大附中，很可能在校门口看到那些各路补习班的推销员。一个推销员的口号是“体现全新家教模式，承诺百分百”。他说，这家家教中心以北京为基地，成立11年已扩张到四个大型培训基地、18个教学部，50多个教学点，800多名专职教师，且学校采取“教练式教学，将学生当作场内运动员对待”。这11年，也是舆论高喊“减负”的11年。

　　这些培训学校还为学生的书包量身定制了他们自己编写的各科教材。“把重点都列了出来，特别适合考试。”

　　孩子们不堪重负。小晨说：“我们初三也有很多长白头发的，高中的哥哥姐姐更多，有的一个班级有一半。至于近视，基本上都是了。”

　　据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对东北76所学校的万余名学生进行心理检测发现：35%的中学生具有心理异常的表现，近30%的小学生心理素质处于不及格水平，而优秀或良好者仅占8.2%，原因是巨大的压力下 “心理超负荷运行”，“长期紧张在心理中的积淀”。

　　60多岁的退休教师谢奶奶回顾她40多年教学生涯的时候，还是觉得她的第一批学生学习最轻松愉快。60年代初，20出头的她经常和学生一起拔草、捡稻籽头、爬树、爬竹竿，做泥娃娃。“那时候很多孩子甚至都不用书包。”

　　“爬树爬竹，我常常和孩子们说要脚上带点摩擦力才能爬得上去。”谢奶奶回忆说，“看到两只船往前自然划动，到了一定的距离会自然吸引，就很好地理解了流体力学，并且相互联系了起来。”

　　在谢奶奶临退休的时候，她很心痛地看到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表，都是家长到社区里面盖章了事，根本没有真正去实践，“都去上辅导班了”。她很遗憾以前的老方法并没有机会被事实证明它的好处。“但是我还是坚信，那是快乐的教学方法。老师也快乐，因为不用抓升学率！”

　　绍兴一中王柏根副校长说：“现在老师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学校和家长的压力，学生考试成绩是硬考核指标，我们没有尝试的权力，必须适应高考指挥棒。”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王柏根用他的军用书包和五六本指定教材这些“全部家当”考上了当时的杭州大学 (现已并入浙大)。他的儿子2004年考入

　　现在的孩子在学会踢毽子之前就知道：上小学的目的是为了上好初中，上好初中的目的是为了上好高中，上好高中的目的是为了上好大学，上好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好工作。

　　今天，对于小晨，即便是练琴这种课外活动，也有考级压着。很多时候，她的书包里还装着画笔、调色板、口风琴。大人们把孩子们所能玩的东西都编排出能考级的内容来，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职业，可孩子们所能玩的东西都变了味。

　　甚至连书包的生产厂家都明白，孩子的肩膀已经不能承担那么重的份量了。他们专门为学生生产出了带拉杆和滑轮的书包，卖得很好。西单商场的促销员拍着胸脯说：“重量再增加一倍都没问题，绝对不用再担心书包带子断了。”

　　为儿子自编教材的儿童作家郑渊洁则再次愤怒了：“将学生书包的拉杆和滑轮拆掉，装在国家身上，让学生的书包越来越轻，国家的分量越来越重。”

　　当年简易的军绿色斜挎书包如今已成为“古董”，开始被批量生产，印上五角星、毛主席像或者雷锋叔叔，成了外国观光客的纪念品。当小晨爸爸在北京市的烟袋斜街和南锣鼓巷看到这些熟悉的物品时，常常感到困惑。他想不明白，今天的孩子背着装有各个学科、各国语言、各种厚词典、各种新型文具的书包，究竟要去向哪里？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