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之厚与生活之轻

　　施袁喜

　　在这个还算漫长的周末，我总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落下了。这也不奇怪，整个亚洲都在焦虑，大家都在各个领域里懵头乱撞，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为故乡。中国的经济正在崛起，每年的GDP数据都在增长，使那些做惯了经济领头羊的国家老大不适应。国人们也开始把热情转投在那些创造利益的商业精英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担当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们也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影响中国，使之以短、平、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

　　往极端里说，在学好了英语的前提下，一个北京的孩子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孩子是一样的。在相同的时间里，他们穿着同样牌子的衣服，都坐在麦当劳里啃着鸡腿，都在谈论着某部大片，交流着某个网站上的流行信息。他们与纽约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甚至通过QQ视频，他们还相互认识。

　　这种似乎被无限复制的生活，正在成为世界潮流。这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可以认识到自身之渺小，而世界无限广大，知识浩如烟海，无以穷尽。但那些支撑着日常生活的起码常识，日出和日落之必要，睡觉和吃饭之必要，一点点温柔和爱情之必要，游戏规则之必要，还是恒定的，没有因为大同而不允许差异存在，没有因为要进步而不允许流浪者游荡街头。

　　我不过是在说，和知识一样，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复杂，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各就各位就好。这样一说，似乎就扯远了，因为游戏规则之必要，使我知道我只是在写着一篇小小的书评。

　　那就挑一本书吧。挑最近出版的一本，挑最厚的一本。居然是诗歌——由诗人安琪、远村和黄礼孩主编的厚达2550页的《中间代诗全集》。在这样的假期，潦潦草草地读一遍还活在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诗人们的诗篇，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我也试着像贵州的诗歌评论家梦亦非那样，每读完一个人的诗歌，都兴之所至地写下点阅读感想，但我承认自己无法胜任这一工作，82位诗人的2200多首诗歌，80个印张的诗歌数量看上去过于庞大了些，除非你不屑一顾，否则真要被吓破了阅读的胆子。好在我没有被吓倒，总算很粗略地翻完了一遍，很多诗歌都已经是二次阅读了，也基本上没有带来别样的感受。

　　按照概念首倡者安琪的说法，所谓“中间代”，指的是“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诗界的中坚力量”的一大批诗人。“中间代”和“后朦胧”一样，都在概念上呈现出模糊的指向。毫无疑问，他们参与了中国新诗建设的浩瀚工程，在经济主导一切的时代，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旧在心中抱守着农业时代的田园意象，歌吟着四时变换，有时也发而感慨，欲割断时代的喉管。

　　在整部书里，出现得最多的词语仍旧是春天、花朵、流水和火车，而不是麦当劳、马赛克、飞机和公司，他们中的很多人学习了西方的意象和技巧，甚至沉溺于图书馆的文本之中，试图使自己的诗歌被翻译成英语，能够参加世界诗歌大会。这是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一代诗人的焦虑，他们心底残留着的最后一丝火焰已被纳入了一体化的创造序列里，诗歌也因而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他们相信诗歌是厚实的，而与之对应的现实生活则是轻逸的，缺乏诗意的，需要被改造的。这也正是一本《中间代诗全集》可以编得如此之厚，而我的假期可以过得如此之乏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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