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普托之困

　　我躺在院子里的吊床上，脸朝着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家乡。精神不济的我，越来越思念那个地方。

　　□文/于辉(口述) 晓荷(整理)

　　一

　　如果不是同乡小郑的游说，我绝不会到这座非洲城市来。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临海，椰风徐徐，与中国南部的海滨城市颇为相似，但即便这种相似，也从未让我产生过哪怕是一刻的亲近感。

　　我的餐馆，就开在6.25大道上。6.25是这个长期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的独立日，如果说街道的名称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那么，这条街道上的我，就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与餐馆联系在一起的符号。

　　九十年代初，我开在上海淮海路上的餐馆才刚刚起步，手里赚了一点钱，就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下萌生了向外扩张的野心。当时的上海，涌起一阵出国热潮，有去独联体淘金的，有将餐馆开到美国去的，还有东渡大海，将生意做到日本去的。在朋友的怂恿下，我也蠢蠢欲动。与其在大塘里做小鱼，不如在小塘里做大鱼，小郑说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有一家餐馆要转让，2万元就可以拿下来，转手就可以赚大钱。

　　我被小郑描绘的蓝图鼓舞得热血沸腾。可千辛万苦，风尘仆仆到了马普托，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刚经历内战的马普托十分落后，治安混乱，社会动荡，人民贫穷，根本不像描绘的那样“有许多商机”。而那家要转让的餐馆，要价是18万而不是2万。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两眼一抹黑，想打道回府，都没办法找到机场。几经辗转，在一个台湾人那里落了脚。台湾人在他堆满了海产品的仓库里给我支了一张床，那铺天盖地的海腥味如铁桶般将我牢牢箍住，恶心欲吐却又无处可逃。

　　后来经人介绍，我与一个希腊人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希腊人出店面，我出3000块钱的资金与技术。开店伊始，希腊人就有意识地阻挠我与顾客接触，并且独揽财权。餐馆才开张，我不愿意和合伙人闹不愉快，并且，我将主要精力都投到了菜式的设计与烹调上，成天想着怎么吸引顾客，也顾不得和他计较。直到分红时，矛盾才来了个总爆发。

　　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他只分给我200美元，当初说好了是五五分成，店铺虽小，但天天座无虚席，利润绝不会少于6000美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是把我当傻子就是以为我好欺负。我找他理论，他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房子是我的，顾客是我的，你，除了炒菜，还会什么？”原来，他并没有把我看成是合伙人，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低贱的中国

厨师。

　　为了节省开支，我连伙计也不敢请，理洗淘、烹炸煎炒，都由我一个人顶下来，一双手在水里泡得又红又肿，可是，辛苦劳作的结果是血汗钱被侵吞，人格被侮辱。

　　恶从胆边生，我抡起拳头，朝希腊人的脸揍去，店里桌翻椅倒，杯盘碗盏在空中飞舞。

　　一口恶气倒是出了，但我，又得另起炉灶。

　　二

　　以前，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那种典型的上海男人，在家脾气顶好，在外耍点小滑头，得理不饶人，充满优越感的“阿拉上海人”。但是，在马普托，我什么也不是。风吹日晒的自然环境，狡猾奸诈的同行，蛮横霸道的警察，混乱的社会秩序，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面牢实的网，陷入其中，越挣扎抵抗，受伤害越深。

　　与希腊人分道扬镳后，我又东筹西借了些款子，租了家店面，开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餐馆。本以为这下好了，有一份完全由自己支配的事业，再不用受别人的气。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要想在经历了长期战乱，贫穷落后的马普托开展自己的事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我的餐馆虽然说不上豪华，但也整洁干净，再加上在选材、用料、烹饪方法上都特别注意，所以很快顾客盈门。

　　我忙得脚不点地，那边服务员却偷懒耍滑。他们都是本地人，也是欺生吧，竟然趁我下午打盹时，将店里的肉、酒，混装在垃圾袋里，假装出去倒垃圾，拿给在外面接应的

出租车司机。我发现后，当即开除了那几个服务员。

　　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几天，仓库管理员神秘失踪，成箱的烟、酒，高档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也跟着失踪。这名员工是我精心考察，千挑万选来的，面相老实，行为处事也稳重，没想到也干这种事。

　　到警察局报案，一个年轻的警察接待了我，对我的申诉以及严惩盗贼的要求，他只说自己才接手工作不久，对这类案子不熟，明目张胆向我索要“抓人费”。我只好乖乖奉上，以期他能抓住盗贼，挽回我的损失，主要是对店里的员工起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然而，我没有想到，结局却大大出乎意料。

　　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告知，盗贼已经抓到，但烟酒已消耗完，只有一部照相机被追缴回来，通知我去领。去了几次，总说具体经办人员不在。最后，警察干脆告诉我：照相机放在那里，也不知被谁拿走了。

　　耗费了许多精力、财力去抓贼，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两手空空回到餐馆。

　　一个漂泊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在别人的国土上拼搏，本已不易，偏偏这里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真是令人苦闷不已。

　　餐馆生意火起来，竟招来其他酒吧、餐馆老板的嫉妒，他们暗中使坏，移民局三天两头来调查我，甚至在买菜的路上，也有人盘查我的绿卡证件，只要拿不出来，就必须去移民局接受调查。当然，我会为了自己的权益，据理力争。但我时常觉得自己像在和一群人格斗，而且人家在暗处，我在明处。

　　三

　　一天，餐馆呼拉一下进来了8个年轻力壮的黑人青年，都很面生，不是熟客。一进来就找碴，一会儿说菜上得慢，一会儿又说味道不好，有一个牛高马大的黑人干脆掀了桌子，说肉是臭的。我深知这伙人根本不是来吃饭的，不是我的冤家对头支使来找碴的，就是来揩油的。我压住怒火，请他们离开这里。一句话没说完，那个高个子黑人就扑上来，扭住我的胳膊。余下的人翻箱倒柜，抢了我一天的营业款，一哄而散。

　　毫无防备的我，眼睁睁看着血汗钱被抢，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根本顾不得自己势单力薄，追出门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帮欺小凌弱的强盗得逞！我以一当十跟他们搏斗，不提防被对方刺中肩膀，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衣衫。打红了眼的我抽出防身用的小刀，奋力朝对方刺去。

　　这时，七八个警察赶来了，我一声“抓强盗！”还没喊出声，就被警察钳制住了。强盗们四散而逃，我这个受害者却被除暴安良的警察抓起来，塞进警车的后备箱。眼前一片漆黑，我在黑暗中摸到一只千斤顶，抓起来，朝紧闭的后备箱狠命一砸，车厢烂了，我满身血污站在车厢里，怒目圆睁，拼尽力气，将千斤顶朝后窗玻璃砸去！

　　警察四散而逃，远远地拿枪对着我。呯！一声巨响，我感到耳边“嗖”的一阵风过去，一颗子弹与我擦肩而过。那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为国而战的英雄，屹立在马普托街头。

　　终于，我被请进了舒适的警车里，坐上了干净柔软的座位。一路上，这帮穿制服的家伙都对我彬彬有礼。

　　我被关进牢房好几天，没人理，没人问。后来还是朋友拿钱贿赂警察，才将我保释出来。

　　四

　　我的餐馆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前行。进入新世纪，马普托的社会秩序逐渐好转，餐馆经营也走上了正轨。多年的辛苦终于开始有了回报，餐馆每年的利润有十多万美元，我兼并了隔壁一家酒吧，将老婆从上海接来，还请来表弟帮忙。

　　但是，客人越多，盈利越多，就越辛苦，花费的精力与心血不可估量。我没有吃过一顿安静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客人来，哪怕是才端起饭碗，也要立即放下。本地猪肉口感粗糙，不细嫩，有骚味，我每次必须到千里之外的南非去进货。其间的辛苦，难以言说。

　　慢慢地，我感到体力越来越差，腰部越来越疼，后来简直连腰都弯不下去了。去当地

医院检查，才知道左肾长了一个瘤子，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在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第一次感到牵肠挂肚的滋味让人如此痛苦。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我年迈的父母将去依靠谁？我年幼的儿子难道要过早地体会丧父之痛？还有陪我走过风雨人生，相濡以沫的妻子，在余下来的人生路上，青春不再的她又去牵谁的手？在马普托又咸又腥的空气里，听着海涛奔涌的喧嚣，夜深人静时，我辗转反侧。

　　晚上心忧难眠，白天还得强打精神过问生意上的事。因为妻子毕竟是个妇道人家，对一些事情打理不过来，照顾不周全。身心俱疲的我，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了。

　　也许是我夜夜的祈祷感动了上天，检查结果出来，肿瘤是良性的。但是，为了防止它向恶性发展，我必须将左肾切除。

　　从那以后，我就只剩一个肾了，累不得，很容易疲倦，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要是从前，就是熬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冷水脸一洗，照样精神十足。现在，坐在餐馆里，店门外椰树被风吹得哗哗地响，我就打起盹来，但很快又醒来，因为总是陷入早年被强盗追杀，又被警察关入监牢的噩梦。噩梦醒来是耀眼的阳光和蓝天白云，以及店里火红的生意，一派祥和平静。但是，我总忍不住颤栗，像海中溺水的人那般徒劳挣扎，孤苦无告。

　　马普托与从前相比，确实已是天上地下。莫桑比克要发展经济，大量招商引资，像我这样的投资者，自然受到礼遇，政府找到我，要向我贷款，条件之优厚，任何一个商人都会动心。这时的我已是数百万的身家，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如果再乘上莫国政府这股招商引资的东风，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可是，我躺在院子里的吊床上，脸朝着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家乡。精神不济的我，越来越思念那个地方了。我盼望着能与家人围坐一桌，吃些简单可口的饭菜，与他们拉上几句闲话，在夜晚来临时，一起看看肥皂剧。

　　我与妻子商量，将店铺转卖出去，早日回国。

　　当转卖店铺的事进入操作程序，我又心痛起来。

　　我像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一遍一遍抚着店里的桌椅板凳，门板与窗户，好像它们是我的亲骨肉。而我将离去，独自品尝分离的痛苦。

　　十几年的奋斗、挣扎，尝过多少屈辱与辛酸，才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这份事业，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是一滴一滴的汗珠垒出来的。如今，要割舍下它，真是很难啊，它仿佛已经铸进了我的灵魂。

　　明天，就有人来谈转卖店铺的事情了，我坐在店里，遥望着东方，是去，是留？我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而不论结果是哪一个，我都会心如刀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