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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普托之困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05日 00:28 《商界》杂志
我躺在院子里的吊床上,脸朝着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家乡。精神不济的我,越来越思念那个地方。 □文/于辉(口述) 晓荷(整理) 一 如果不是同乡小郑的游说,我绝不会到这座非洲城市来。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临海,椰风徐徐,与中国南部的海滨城市颇为相似,但即便这种相似,也从未让我产生过哪怕是一刻的亲近感。 我的餐馆,就开在6.25大道上。6.25是这个长期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的独立日,如果说街道的名称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那么,这条街道上的我,就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与餐馆联系在一起的符号。 九十年代初,我开在上海淮海路上的餐馆才刚刚起步,手里赚了一点钱,就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下萌生了向外扩张的野心。当时的上海,涌起一阵出国热潮,有去独联体淘金的,有将餐馆开到美国去的,还有东渡大海,将生意做到日本去的。在朋友的怂恿下,我也蠢蠢欲动。与其在大塘里做小鱼,不如在小塘里做大鱼,小郑说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有一家餐馆要转让,2万元就可以拿下来,转手就可以赚大钱。 我被小郑描绘的蓝图鼓舞得热血沸腾。可千辛万苦,风尘仆仆到了马普托,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刚经历内战的马普托十分落后,治安混乱,社会动荡,人民贫穷,根本不像描绘的那样“有许多商机”。而那家要转让的餐馆,要价是18万而不是2万。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两眼一抹黑,想打道回府,都没办法找到机场。几经辗转,在一个台湾人那里落了脚。台湾人在他堆满了海产品的仓库里给我支了一张床,那铺天盖地的海腥味如铁桶般将我牢牢箍住,恶心欲吐却又无处可逃。 后来经人介绍,我与一个希腊人合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希腊人出店面,我出3000块钱的资金与技术。开店伊始,希腊人就有意识地阻挠我与顾客接触,并且独揽财权。餐馆才开张,我不愿意和合伙人闹不愉快,并且,我将主要精力都投到了菜式的设计与烹调上,成天想着怎么吸引顾客,也顾不得和他计较。直到分红时,矛盾才来了个总爆发。 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他只分给我200美元,当初说好了是五五分成,店铺虽小,但天天座无虚席,利润绝不会少于6000美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是把我当傻子就是以为我好欺负。我找他理论,他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房子是我的,顾客是我的,你,除了炒菜,还会什么?”原来,他并没有把我看成是合伙人,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低贱的中国厨师。 为了节省开支,我连伙计也不敢请,理洗淘、烹炸煎炒,都由我一个人顶下来,一双手在水里泡得又红又肿,可是,辛苦劳作的结果是血汗钱被侵吞,人格被侮辱。 恶从胆边生,我抡起拳头,朝希腊人的脸揍去,店里桌翻椅倒,杯盘碗盏在空中飞舞。 一口恶气倒是出了,但我,又得另起炉灶。 二 以前,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那种典型的上海男人,在家脾气顶好,在外耍点小滑头,得理不饶人,充满优越感的“阿拉上海人”。但是,在马普托,我什么也不是。风吹日晒的自然环境,狡猾奸诈的同行,蛮横霸道的警察,混乱的社会秩序,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面牢实的网,陷入其中,越挣扎抵抗,受伤害越深。 与希腊人分道扬镳后,我又东筹西借了些款子,租了家店面,开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餐馆。本以为这下好了,有一份完全由自己支配的事业,再不用受别人的气。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要想在经历了长期战乱,贫穷落后的马普托开展自己的事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我的餐馆虽然说不上豪华,但也整洁干净,再加上在选材、用料、烹饪方法上都特别注意,所以很快顾客盈门。 我忙得脚不点地,那边服务员却偷懒耍滑。他们都是本地人,也是欺生吧,竟然趁我下午打盹时,将店里的肉、酒,混装在垃圾袋里,假装出去倒垃圾,拿给在外面接应的出租车司机。我发现后,当即开除了那几个服务员。 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几天,仓库管理员神秘失踪,成箱的烟、酒,高档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也跟着失踪。这名员工是我精心考察,千挑万选来的,面相老实,行为处事也稳重,没想到也干这种事。 到警察局报案,一个年轻的警察接待了我,对我的申诉以及严惩盗贼的要求,他只说自己才接手工作不久,对这类案子不熟,明目张胆向我索要“抓人费”。我只好乖乖奉上,以期他能抓住盗贼,挽回我的损失,主要是对店里的员工起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然而,我没有想到,结局却大大出乎意料。 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告知,盗贼已经抓到,但烟酒已消耗完,只有一部照相机被追缴回来,通知我去领。去了几次,总说具体经办人员不在。最后,警察干脆告诉我:照相机放在那里,也不知被谁拿走了。 耗费了许多精力、财力去抓贼,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两手空空回到餐馆。 一个漂泊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在别人的国土上拼搏,本已不易,偏偏这里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真是令人苦闷不已。 餐馆生意火起来,竟招来其他酒吧、餐馆老板的嫉妒,他们暗中使坏,移民局三天两头来调查我,甚至在买菜的路上,也有人盘查我的绿卡证件,只要拿不出来,就必须去移民局接受调查。当然,我会为了自己的权益,据理力争。但我时常觉得自己像在和一群人格斗,而且人家在暗处,我在明处。 三 一天,餐馆呼拉一下进来了8个年轻力壮的黑人青年,都很面生,不是熟客。一进来就找碴,一会儿说菜上得慢,一会儿又说味道不好,有一个牛高马大的黑人干脆掀了桌子,说肉是臭的。我深知这伙人根本不是来吃饭的,不是我的冤家对头支使来找碴的,就是来揩油的。我压住怒火,请他们离开这里。一句话没说完,那个高个子黑人就扑上来,扭住我的胳膊。余下的人翻箱倒柜,抢了我一天的营业款,一哄而散。 毫无防备的我,眼睁睁看着血汗钱被抢,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根本顾不得自己势单力薄,追出门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帮欺小凌弱的强盗得逞!我以一当十跟他们搏斗,不提防被对方刺中肩膀,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衣衫。打红了眼的我抽出防身用的小刀,奋力朝对方刺去。 这时,七八个警察赶来了,我一声“抓强盗!”还没喊出声,就被警察钳制住了。强盗们四散而逃,我这个受害者却被除暴安良的警察抓起来,塞进警车的后备箱。眼前一片漆黑,我在黑暗中摸到一只千斤顶,抓起来,朝紧闭的后备箱狠命一砸,车厢烂了,我满身血污站在车厢里,怒目圆睁,拼尽力气,将千斤顶朝后窗玻璃砸去! 警察四散而逃,远远地拿枪对着我。呯!一声巨响,我感到耳边“嗖”的一阵风过去,一颗子弹与我擦肩而过。那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为国而战的英雄,屹立在马普托街头。 终于,我被请进了舒适的警车里,坐上了干净柔软的座位。一路上,这帮穿制服的家伙都对我彬彬有礼。 我被关进牢房好几天,没人理,没人问。后来还是朋友拿钱贿赂警察,才将我保释出来。 四 我的餐馆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前行。进入新世纪,马普托的社会秩序逐渐好转,餐馆经营也走上了正轨。多年的辛苦终于开始有了回报,餐馆每年的利润有十多万美元,我兼并了隔壁一家酒吧,将老婆从上海接来,还请来表弟帮忙。 但是,客人越多,盈利越多,就越辛苦,花费的精力与心血不可估量。我没有吃过一顿安静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客人来,哪怕是才端起饭碗,也要立即放下。本地猪肉口感粗糙,不细嫩,有骚味,我每次必须到千里之外的南非去进货。其间的辛苦,难以言说。 慢慢地,我感到体力越来越差,腰部越来越疼,后来简直连腰都弯不下去了。去当地医院检查,才知道左肾长了一个瘤子,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在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第一次感到牵肠挂肚的滋味让人如此痛苦。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我年迈的父母将去依靠谁?我年幼的儿子难道要过早地体会丧父之痛?还有陪我走过风雨人生,相濡以沫的妻子,在余下来的人生路上,青春不再的她又去牵谁的手?在马普托又咸又腥的空气里,听着海涛奔涌的喧嚣,夜深人静时,我辗转反侧。 晚上心忧难眠,白天还得强打精神过问生意上的事。因为妻子毕竟是个妇道人家,对一些事情打理不过来,照顾不周全。身心俱疲的我,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了。 也许是我夜夜的祈祷感动了上天,检查结果出来,肿瘤是良性的。但是,为了防止它向恶性发展,我必须将左肾切除。 从那以后,我就只剩一个肾了,累不得,很容易疲倦,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要是从前,就是熬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冷水脸一洗,照样精神十足。现在,坐在餐馆里,店门外椰树被风吹得哗哗地响,我就打起盹来,但很快又醒来,因为总是陷入早年被强盗追杀,又被警察关入监牢的噩梦。噩梦醒来是耀眼的阳光和蓝天白云,以及店里火红的生意,一派祥和平静。但是,我总忍不住颤栗,像海中溺水的人那般徒劳挣扎,孤苦无告。 马普托与从前相比,确实已是天上地下。莫桑比克要发展经济,大量招商引资,像我这样的投资者,自然受到礼遇,政府找到我,要向我贷款,条件之优厚,任何一个商人都会动心。这时的我已是数百万的身家,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如果再乘上莫国政府这股招商引资的东风,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可是,我躺在院子里的吊床上,脸朝着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家乡。精神不济的我,越来越思念那个地方了。我盼望着能与家人围坐一桌,吃些简单可口的饭菜,与他们拉上几句闲话,在夜晚来临时,一起看看肥皂剧。 我与妻子商量,将店铺转卖出去,早日回国。 当转卖店铺的事进入操作程序,我又心痛起来。 我像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一遍一遍抚着店里的桌椅板凳,门板与窗户,好像它们是我的亲骨肉。而我将离去,独自品尝分离的痛苦。 十几年的奋斗、挣扎,尝过多少屈辱与辛酸,才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这份事业,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是一滴一滴的汗珠垒出来的。如今,要割舍下它,真是很难啊,它仿佛已经铸进了我的灵魂。 明天,就有人来谈转卖店铺的事情了,我坐在店里,遥望着东方,是去,是留?我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而不论结果是哪一个,我都会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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