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有孤独者的人生

　　这一年，我们和他们一起走过

　　罗敏

　　“你们如何理解孤独？”面对全球最成功的独立旅行信息提供商Lonely Planet的创始人、作者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我充满好奇。谁让当年为小公司取名时，托尼把“Lov ely Planet”听成了“Lonely Planet”。

　　这一对性格完全不同的夫妻，对孤独的理解也完全不同。莫琳记起的是他们第一次环球旅行时，主帆折断、发动机停工，在海上漂流了16天；而托尼，想到的一定是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隔膜，讲到“精神上的孤独”，他额上的皱纹，深深嵌入我的眼中。

　　第二天，托尼和莫琳到

复旦大学演讲，显得热情洋溢——和接受采访时的他们不太一样。年轻时的他们很帅、很美，也很酷，学生们不止一次被他们的照片惊呆。不过，已在路上走了34年的他们，显然还怀揣着上世纪70年代出发时的那种忧伤，那种对人类是否能相互理解、妥协的怀疑。“曾经我旅行，穿越天空，这颗孤独的行星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他们希望旅行能让各种文化的人相互交流，却难以说清精神上的孤独，是否是一种本质的孤独。

　　早先采访普利策奖小说类奖项获得者、澳大利亚女作家杰拉尔丁时，我没有问她，旅途中的她是否孤独。在当记者的岁月里，她曾经出入中东、波斯尼亚、索马里等几乎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我想她的答案会是肯定的。中东的男性社会拒绝女性的窥视，当她同为记者的丈夫周旋于上层时，她隔绝于一切信息之外，充满挫败感。难以想象的是，这个从战争走来的瘦小女性，依然笑得如此灿烂、如此有感染力。见她的那天，她带着黑色的宽边帽，目光穿透而来，如丝绸般优雅宁静。“极端的环境让我看到超乎想象的善良和超乎想象的残酷。”她会紧紧拥抱异域的人们，这让她成长；却毫不客气地否定任何战争的正当性，因为战争，本就包含着不道义因素。

　　她孤独吗？平凡的人屡次让她感动。但她不孤独吗？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伤痕累累。

　　这一年中，我采访过多少孤独者？多少行走者？当三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到达上海时，他的目光如此锐利，刀锋一样划过充满敬意的我。他不来倾听，只为旁观。在他眼里，“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它是取代了冷战的一种新体系。”而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要走的心灵旅程似乎更加漫长，他的面孔也因而更加胶着、更为沉重。去年他刚获得英语文学界最高奖布克奖，因而一下子热门起来，但热闹背后是更深的落寞：“所谓默契，依然仅可能维持在我和一两千人之间。”

　　孤独者有孤独者的人生，行走者有行走者的未来。我唯独可惜，在国内，没有看到如此的行走者，没有看到如此目光如电的思考者，更不曾见过如此微笑如缎的感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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