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记忆的结束之处往往是另一种的开始

　　唐晓渡/文

　　也许不能说整个1980年代是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1986—1988三年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可以说是诗的“黄金年头”：一方面，是“上边儿”强调“要造成和谐、宽容、团结、民主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是“下边儿”(包括整个人文艺术界)各种潮流的激荡汹涌。此时的《诗刊》颇有点“左右逢源”的味道，以至某些最保守或者说最无艺术定见的人，也学会了把“多元化”像鲁迅笔下别在赵太爷胸前的银桃子一样，竟日挂在嘴边。事实又一次证明：势比人强。由《诗刊》、《当代文艺思潮》、《飞天》等单位联合主办，于1986年8月25日至9月7日在甘肃兰州举行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以及随后由《诗刊》和《诗探索》联办，以“诗歌观念的变革和诗的反思”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此前由作协北京分会和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主办的全国第一次“新诗潮研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明、更集中地凸现了当代诗歌发展的根本大“势”。

　　作为1980年4月“南宁会议”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理论研讨，“兰州会议”的特点既不在于其与会人数的众多，也不在于与会者所持观点的杂然纷陈，而在于探索了包括理论、批评在内的当代诗歌进一步深入发展可能采取的方式和前景。此前或许还没有哪一次会议能像这次这样，一方面，主办者自觉地将“引导”的意志削弱到最低限度，更多地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发言人在坦陈己见的同时也注意倾听不同观点的表达，以营造某种平等对话的气氛。不过，对习惯于在本质上是受控的“争鸣”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人们来说，真正的对话(包括在缺少必要前提的情况下文明地拒绝对话)还是一件有待学习的事，因而更能体现所谓“历史前进了一小步”的，或许反而是会后发表的“纪要”中有关与会者“一致赞同”(它曾连缀起多少陈词滥调！)的一段话：

　　与会者就诗歌现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一致赞同“多元并存已成为当前这个时期诗歌发展的总体格局”的观点。生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审美倾向，诗人的创作追求，正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综合性、复杂性，由此带来诗的多元化的艺术结构。

　　紧接着转述的“有的同志”的观点恰好可以视为对这段话的展开：

　　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逆反心理自动调节着多元之间的平衡。排斥一切者将受到大家的排斥；不宽容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不到宽容。凡是霸权思想，暴理主义，均将受到抵制。不论哪一派，都休想独步诗坛，一统天下。

　　举办“兰州会议”的主要动机是鉴于“诗歌理论和批评落后于创作实践”，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必要的、作为建设前提的思想生态环境发育的严重阻抑。这当然不是说诗歌理论和批评是这方面的一块“特区”或“飞地”，但由于1979年以后两次大的思想整肃都始自诗歌界，尤其是所谓“三个崛起”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纲领”，其投下的阴影特别浓重是不难理解的；因而，就“多元并存”的“总体格局”达成共识尽管只是对早已成形的新秩序的追认，但仍有着异乎寻常的廓清意味。与此有关的一个反证是，一位在会上听了金丝燕题为“诗的禁欲和奴性的放荡”的发言后满脸堆笑地赞叹“讲得真好”的《诗刊》评论组负责人，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冷着面孔，一方面沉痛地检讨自己“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警惕不够”，一方面自我开脱地质询：“为什么我们的刊物会发这样的文章？”“社会主义诗歌倡导的是‘多样化’而不是‘多元化’。”他的语气很像是一位“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在谈心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听到如此乖巧的话你马上就知道已经诞生了新一代的“指导者”。他们的最高理想——假如说他们有什么理想的话——就是如邵燕祥所说的，“让一种花开出一百种样子来”。

　　指望在“兰州会议”那样的场合达成更多的共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已不再有人怀着那样的幼稚之念。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的妙论。在我看来，这种半是无奈半是调侃的心态更适合来谈论诗，远胜于激愤的意识形态之争，或在诸如“懂”和“不懂”这类ABC的问题上死缠烂打。不管怎么说，“发言的同志们对诗的批评现状一致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是值得嘉许的。“纪要”对此作了三点概括：“一是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干扰了正常的科学批评；二是理论批评脱离创作实际；三是诗的批评文章模式化，缺少批评家的独特个性和鲜明见解。”会上较为集中的议题是理论和批评方法(这是1985、1986两年之所以被整个文学批评界称为“方法年”的一个侧面)，但诸如“批评方法应取决于批评对象”这样稍有新意的论点(尽管在另一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句外行话)并不多，倒是争相表示“诗歌批评要回到诗歌本身”，“不能离开诗歌本体”云云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种表态式的“方法论”并不能说明自主的批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当耿占春试图运用语言学派的知识阐释诗歌本质时，我看到周遭大多数人的表情一片茫然。他们最直观地揭示出，人们对那种微观的、向心式的诗歌批评有多么陌生，而当代诗歌批评要达到真正的多元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兰州会议”的一个附加成果是，众多循规蹈矩的诗论家们通过不请自到的四川青年诗人尚仲敏，第一次领教了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出格”风采。他为人们带来了好奇、神秘，最终据说还有愤慨。他有关“第三代诗人”的自定义令他们目瞪口呆。他说：“诗人像老道一样感悟人生，这就是所谓‘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这位二十啷当岁的“老道”在联欢会上自告奋勇要表演一个节目，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节目竟是声情并茂地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1987年2月号《诗刊》的卷首语犹如一只登枝的喜鹊，喳喳报道说：《诗刊》新一年的征订数由上一年的12万增加到14万。在纯文学刊物的订数普遍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以此纪念《诗刊》创刊30周年，也算得上是一份厚礼。所有的同仁都有理由为此感到高兴：一段时间以来面向读者的取向终于有了回报，事实证明它与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市场走势完全有可能构成某种良性循环。在前一期题为《接受读者的选择》的短论中刘湛秋实际上已经把这一点方针化了。他写道：“刊物责无旁贷地要接受大多数读者的选择。不管编者自己有什么样的艺术趣味，他不得不面对大多数读者，而且也必须像商店把顾客当上帝那样，臣服于读者。这并不是迎合，更不是卑劣。它当然可以，也有某种可能去提高或改变读者的审美趣味，但它不能代替大多数读者在现实水准上所具有的要求，更不能强迫或剥夺他们的选择。”

　　从什么什么的“喉舌”到“接受读者的选择”，这中间可以说横着一道“铁门槛”。这道门槛既是观念的，也是体制的。那么，可以指望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显山不露水地“化铁为犁”吗？在某种意义上刘湛秋是过于理想化了，正如他在另一向度上现实得有点过分一样(什么叫做“必须……臣服于读者”)；然而，理论上的不伦不类并不妨碍其实践中的有效性。当建立与读者的双向选择关系正越来越成为刊物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时，说法上的不伦不类又有什么重要呢？甚而言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至少是就观念的转变而言，这种“不伦不类”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须的——所谓“矫枉过正”，斯之谓也。

　　无论如何，一条同时敞向读者和诗歌现实的双向通道似乎已经成形，而“大拼盘”的风格也日渐被置换为“市场细分”的理念。重读1987、1988两年的《诗刊》，会比当初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有声有色的内部变化：一些多年来被谨慎回避的青年诗人的名字，一些仿佛从看不见的地平线下突然跃出的新人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多地从目录中向读者打招呼，他们带来了不同的风格，也带来了不同的生机；由于王家新的加入，此前一直由陈敬容先生(这里谨向她的在天之灵致以特别的敬意)负责的“外国诗”栏目的当代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布莱、索因卡、布罗茨基、阿特伍德、80年代苏联诗，更亲切、更具平行感的诗歌时空)，从而拓展了另一维度上的活力之源；意在抓住或制造“热点”的新的作品和评论栏目次第而出：关于叙事诗的讨论、女作者小辑、诗坛新人、关于“城市诗”的讨论、大学生诗座、我观今日诗坛、短诗百家百首、中学生诗页、华人诗页，如此等等。其中“我观今日诗坛”栏因倡导对诗歌现状直抒己见而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诗刊》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自1988年1月号开设，接连刊发十数期)、涵盖面最广、容纳的不同看法最多(有老、中、青三代近50位论者参与)的评论栏目。

　　除了版面上的变化之外，还渐次开展了一些着眼市场化的前景、旨在谋求经济和心理后援的“创收”活动：1987年春在山东潍坊举办了“首届中外诗人书画展”；1988年7月在山东长岛举办了诗歌夏令营，同时开始筹办“首届新诗‘珍酒杯’大奖赛”；在自办发行《诗歌日记》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运筹图书策划出版，如此等等。

　　《诗刊》在那两年所呈现的生动局面，和一段时间以来整个“大环境”保持着相对宽松是分不开的。尽管1987年末也曾出现过短暂的紧张动荡，但总的说来，那一时期的诗坛确实充满了变革与和解的气氛。1987年的“青春诗会”是一个象征，北岛进入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以及他的诗选在当年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1985—1986)新诗(诗集)评奖”中获奖是又一个象征，而这次评奖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象征。我不认为当时的那种气氛是一种幻觉(当然不排除有相当程度的幻觉成分)，就像我无从设想，假如那种宽松的局面一直延续下来，1990年代的《诗刊》和诗坛会是什么样子一样。黑格尔所谓“历史的狡计”只是一种思辨的产物；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小到一个诗歌刊物的命运，大到诗歌自身的发展进程，竟必须以如此紧密的方式和历史的变数联系在一起——包括事后对它们的描述和反思。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诗歌加速度式的内部裂变不只是为那些满怀“繁荣”期待的人们提供了欢呼的理由，它同时还造成了深刻的危机感。对此理论和批评感受得更为真切。多元化的格局吁请着复合的“鹰(蝇)眼”，然而，对绝大多数批评家来说，这样的眼睛还没有来得及被锻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视网膜上布满了混乱的图像，心中充塞着失语的气闷和惆怅，经常搞不清自己是该点头赞许还是该摇头叹息，是不难理解的。即使是在公开场合一再使用“美丽的”修辞手段(“美丽的混乱”、“美丽的失控”、“美丽的遁逸”，如此等等)，以示胸襟的谢冕先生，私下里也毫不掩饰他的困惑和某种程度的栖惶。“兰州会议”以后，要求改变“诗歌理论和批评落后于创作”局面的呼声日高；另一方面也确有必要对“新时期”十年来的诗歌发展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为此诗刊社采取了非常举措，联合作协江苏分会、江苏省淮阴市文联、扬州市文联，于1988年5月3日—10日，再一次举办了更大规模的全国新诗研讨会(运河笔会)。

　　说是“非常举措”，除了指两次全国性会议之间只相隔20个月，时间短得非常之外，还指正式邀请了一批被认为是属于“第三代”的诗人和批评家与会。所有熟悉官方会议程序的人都会明白，这样做是需要承担相当风险的。“身份”的成见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他们桀骜难驯的野性和具有强烈颠覆性的观点，很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爆炸性后果。固然，我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在其间做了一定的说服工作，但最后拍板敲定名单的毕竟是社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一时)的非常气度。并未受到邀请的加拿大汉学家Michael Day突然出现在报到者的行列中，又给这次会议增添了一笔额外的“非常”色彩。面对这位孤身深入中国作探险式研究的诗歌侠客的非常之举，经过紧急磋商后的处置方式也同样“非常”：欢迎听会，但不必发言。

　　“运河笔会”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富于建设性的一次当代诗歌研讨会。无论是就会上的发言还是会后收到的论文看，其质量较之“兰州会议”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个主要迹象是，冷静的“问题意识”不但越来越取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成为批评的出发点，而且越来越向具体的诗学目标集中。老诗人郑敏题为“足迹和镜子”的发言因而可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发难之举。她在试图对当前诗歌创作和批评的种种“奇观”背后的焦虑不安作心理分析时认为：“焦虑和不安的基本原因是胸中无数。这无数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所走过足迹无数，另一是不知应当将中国的诗歌现阶段放在当前世界诗歌的什么地位，这是镜子的无数……这两种茫然使我们的诗歌创作和评论都呈现着难以捉摸的随意发展的突变的情况。”这种分析表面看来是在大泼冷水，实际上隐含着对被制度化了的当代诗歌秩序及其后果的深刻反省和批判。它所牵动的远不止创作和批评的层面，还包括了诸如诗歌出版、诗歌教育这样更广阔、更具根本性的层面。

　　这种“问题意识”同样渗透在流派和思潮、批评的可能性等热门话题中。其中以严迪昌对批评家、韩东对诗人的“角色”反思最为尖锐和令人警醒。严迪昌在谈及“评论家的素质”时特别突出了独立不依的品格，他“不是，也不应是谁的‘西席’……那是评论家的自我解体，自我取消，也是自我蔑视……评论家应有自重的态度……既不做思想警察，也不做交通户籍警，更不做诗人作家的私宅门卫。”而在韩东看来，中国诗人通常乐于扮演三种角色，即“卓越的政治动物”、“稀有的文化动物”和“深刻的历史动物”，其中一以贯之的是颠倒了肉体逻辑和精神逻辑的“典型的生存功利主义”。他认为，真正的诗人乃是“另一个世俗角色之外的角色”。

　　尽管一批青年诗人和批评家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在场令主持者一直提心吊胆，尽管他们也确实为会议增加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轶闻和谈资，但并没有出现人们所害怕，或暗暗期待的对峙和争吵场面。惟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会议第三天晚上应部分中年批评家要求举行的、加餐式的“对话恳谈会”上：为了闻一多是否称得上诗歌英雄的问题，因姐姐横遭车祸而心绪恶劣的廖亦武粗暴地出言顶撞了语重心长的郑敏先生，致使郑先生热泪长流，恳谈会也不欢而散。也许不能说欧阳江河和巴铁的出色论文是对这支令人不快的小插曲的补偿，但在我看来，前者的《对抗与对称：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和后者的《“第三代”诗学论纲》肯定是所有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诗学成色最重、行文也最漂亮的两篇。会议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则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同属这批人的周伦佑身上。这位在会下一直努力扮演谦谦君子角色的“非非”领袖，在大组发言时却突然变得专横，不顾主持人的一再提示，坚持用铿锵的广播语调全文宣读了他的长篇论文《论“第三代诗”》，结果在他后面发言的人不得不成为被他占用了预定时间的牺牲品，三言两语匆匆了事；而听众中受感动最深的竟是一位以保守著称的老批评家，会后他几乎是含着眼泪自掏腰包买下了好几本《非非》，因为他知道，为了能凑够印制费，包括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内的好几位青年诗人不惜出卖了他们的鲜血！

　　一阵说不出的疲倦感突然攫住了我。我意识到，让这篇回忆1980年代《诗刊》的文字提前结束于1988年或许是明智的。这当然不是说，其后一段时间并无值得忆念之处——所谓“明智”，在这里仅仅意味着遵从内心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很可能来自记忆本身。一种记忆的结束之处，往往是另一种记忆的开始之时。然而我已疲倦。我知道，当我被这种感觉攫住时，1980年代的《诗刊》，那个与我的梦想、我的激情、我的意志、我的劳动血肉相关的《诗刊》，已经与我离得很远。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