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的遗产

　　唐学鹏

　　9月末，研究中国晚清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刘广京(刘广京英文名：Kwang-ching Liu，美籍华人)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享年84岁。

　　对于一般的国人而言，刘广京鲜为人知，但对于历史学领域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名字。刘广京的外祖父为清朝重臣陈宝箴，这使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1942年，刘在西南联大肄业，后负笈北美，就读哈佛。他最初并不想关注中国，因为中国学在海外异常式微，不过他结识伟大的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其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费几乎凭一人之力开辟了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新局面。而刘则利用其家族感受优势，以近距离式的丰沛的解读情境，将自己的学术重心放在清帝国晚期的历史研究上，最终成为研究19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商业历史的第一好手。他对缔结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商业利益和中国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引人注目。费正清邀请他共同编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可以看作是一种认定。1963年，刘广京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领导该校的中国和东亚近代史的研究，此后一干就是30年，1993年荣休。

　　我们对刘广京之所以表示关注，并不仅仅因为他本人尊隆的地位、宽广的视野，产出大量谨慎而漂亮的新说。这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位著作在国内受到热烈欢迎的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其实刘的才智要高于黄好多)。更重要的是，刘所传递的晚清研究奇异般地对当下的人们有着一些冥冥中的启示，激发了一种通感式的叹息、追逐、理解和回应。

　　试举带有流行普及意味的二例。一个是关于“李鸿章”的看法。在官方的正统书写里，李无疑是负面的、卖国的，因为和谈签字、会晤外使、讨价还价、割地赔款大多是他“中堂大人”出面。但是，这种“内外不是人”的辛酸也不全是没人能理解，梁启超就是一个。

　　而刘广京对李的刻画比梁启超泛泛感受式的“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要精微得多，尽管两者总体性的评断是一致的。根据我的阅读感受，我觉得刘最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清议派霸占官方和民间话语阵地的情形下，对于李鸿章这样一个在局限条件约束下实施“腾挪空间”最大化的人；一个希望在战败残局下运用“以夷制夷借力打力”式的小聪明达成成本收益最优化的人；一个内心赞扬培根科学精神，赞美西方民主体制但却希望保存和维护保守清帝体制的“开放型旧儒”，一个希望引入西方技术产品(铁路、电报、轮船)和企业制度来发展国家核心

竞争力，当旧官僚反对时他更愿意用商业利益和行政管制(官商合办)来对这些体制内部权力者进行“赎买”(类似于一种社会边际改革下的产权界定)的人；一个主张渐进主义改革最大维护旧的意识形态教条，不渴望成为像日本首相伊腾博文那样开创新体制的爆炸型改革者的人，他的悲剧性命运早已奠定。他的悲剧在于首鼠两端；在于畏惧所谓“清流道德家”的唇舌；在于对于当时社会稳定的过度迷恋；在于对于旧体制过于深厚暧昧的感情。当然，他的悲剧也在于他本身是旧体制既得利益中的成员之一，虽然他有一些新社会的眼光。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让赫德爵士采用英国人的方式和体制管理中国的海关。这原本是帝国主义者让可怜的中国人用海关收入(40%用于赔偿英法)做担保，担保高额的对外借款，而之所以发生对外借款是因为清政府战争失败而接受的赔款协议。海关关税收入的抵押，属于不平等条约的野蛮衍生品。刘发现，凡事都有两面，有好有坏。让中国感到屈辱的海关权力被剥夺的另外一面是，降低了当时的清政府对民族商业出口的“国家机会主义”侵害。从贪污指标上看，当时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相对要比清朝官吏管理的海关“廉洁尽责”，而且账目清晰更富有效率，减少了海关寻租和潜规则横行的机会，使得海关的关税收入一直在增长(赫德就像清政府的外籍雇员，当然他和他的团队薪酬也高得离谱)。更为重要的是，赫德一视同仁，他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进出口没有任何“歧视”，没有设置任何壁垒和潜规则。而在过去，中国本土企业不需要先成为外商代理人(打着外商的招牌)，来降低本国海关官吏对自己商业利益的侵害。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业分享第一次全球化的成果。

　　这让人获得意料之外的思考。与赫德故事相近的是“新西兰模式”，新西兰把最高法院权力交给英国最高法院，本身不设最高法院(当然你可以说因为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的缘故，大而化之一番)。在新西兰看来，英国法院的成熟和公正，以及利益超然，有一定的益处。这让人联想到科斯定律式的交易——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体制优胜者？并为此向体制优胜者支付一部分费用。当然，这种让渡肯定不能像清朝不平等条约那样，是被迫的，屈辱式的。而是一种科斯式的推崇温和的自由谈判，拒绝暴力法则的“产权交易”。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空想，因为民族国家权力完整性的

神话已经深度扎根于人们头脑之中，他们从来不会仔细思考“大众的福利和主权完整性神话之间毫无关系”这一真理。他们会觉得“国将不国”。正如，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所说的：政治市场上之所以不存在科斯定律，是因为政治市场不像产权市场，没有第三方力量监督和强制。政治市场上，一些利益方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和扩张他们利益集团的权力，为此，他们愿意牺牲最大化的福利，他们考虑的是“俱乐部”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